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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若想使一国的道德、宗教、政治、风俗，乃至人心焕然一新，必须多写小说。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启超夸赞胡适的《尝试集》说：“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

梁启超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则说：“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现代汉语中有许多词汇从日语转译而来，如“经济”、“银行”、“准备”等等。梁启超以“经济”为不妥，因为古代汉语中的“经济”一词，意为“经国济世”，他因此提议以中国固有的“平准”来代替，并在自己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但未能得到推广，而通过日语翻译而来的“经济”一词，却成为现代最常用的汉语词汇之一。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人生观”，他说“生活在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但是他认为“赌钱、吃酒、做官都是没有趣味的”。

梁启超提倡新其民以新其政，并倡议成立“知耻学会”，提倡“自诵其耻”。

梁启超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主义虽然全同，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

宋教仁被刺杀，梁启超写了一文《暗杀之罪恶》以自辩，文中写道：“有人以为，暗杀了这种对国家举足轻重的人物，政局必然跟着大变化。其实不然。某名士之死，对政局转变的好坏虽有所影响，但无法根本改变。况且政治现象是由全社会势力所造成，其崭露头角的人物，不过是此种社会势力所代表。若暗杀的是第一流的好人，则第二流的好人必继而代之，但第二流的好人，没有第一流的好人贤明，这就会减缓或推迟社会的进步。若暗杀的是第一号的坏人，则第二号的坏人也会继而代之，而第二号的坏人比第一号的坏人更差，则会使社会的恶分量增加，效果更坏。”

梁启超把经济学说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学科，定为中国的“救亡之学”。

【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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