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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时的殷商第一任首领汤王，执政时天下大旱，多年祈雨而不得。最后，汤王决定自己“升天”去找天帝，当面祈求降雨，救助万民。

但“升天”是有仪式的。汤王“升天”的仪式在一个叫桑林的地方。现场搭好了一座由柴薪堆起的燔祭高台，汤王理了发、剪了指甲，而后，沐浴更衣，端端正正地坐在高台上，向天帝祷告说：“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

（天下大旱，是因为）我一人有罪，天帝您不要连累万民；即使万民有罪，那也是因为我一人治理天下不当而造成的，那就由我来承担罪责。恳请天帝，不要因为我一人的无能，连累到万民的性命！

故实的展开非常富有戏剧性，就在汤王祈祷之后不久，也许就在点火焚祭之际，天帝降下雨来。

《吕氏春秋》《墨子》等先秦典籍，都记载了这个故实。

宋太宗赵炅继承的，就是源于远古，主要是源于汤王的传统。

“五行”，不仅是“五行终始”，不仅与王朝更替的合法性相关，还与汉代以来“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理念相关。对应于“五行”的各种自然现象，如对应于“水”的沟渠、水患、祈雨等，都有了灾异示警的功能。所谓“天人合一”，在推演君王领袖对政制事件负起第一责任的道义担当方向上，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而历代君王视“天谴”等义于“示警”，而且坚持认为主要是向君王、宰辅，而不是向普通臣僚和士庶“示警”。这方面，历代君王认识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那些死不认错的昏暴之君例外。

所以历代正史《五行志》事实上是历代灾异的记录。浏览历代《五行志》，可以感受到历代君王在自然灾异面前的悚惧恐惶，以及频繁颁下“罪己诏”的谦卑自责，从中感受到先哲政治设计或文化演绎的独特魅力。《清史稿》就干脆将“五行志”改为了“灾异志”。

在不信天不信神的人看来，往往以为殷商汤王、太宗赵炅这类“欲自焚”的举动是一种虚假的阴谋，认为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被自焚”，所以故作大言，以欺哄天下，云云。读近代以来的各类文史书，往往会看到这类说法。大意就是：帝王玩权术，欺骗天下。

我不信这类意见，并认为这类意见多属于无甚思想含金量的“阴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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