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运使在地方系统内，知州、通判、监官、京朝官等，都是察举对象。评定这些官员，政绩优异者为上，恪守本职工作者为次，部内粗有治理效果者为中，而处理事情怠惰，没有治理成绩者为下。转运使要将地方的吏治情报和判定意见在年终汇报到朝廷，以备朝廷大行诛赏。

宋代历史评论家吕中曾有评论说：“转运置于乾德，本以总利权耳，而兼纠察官吏自此始。厥后有判官，有副使，又有提点刑狱，皆所以纠察官吏，此汉部刺史职也。本朝之监司，以台、省、寺、监为之，虽宰臣、侍中为帅，亦许弹劾。此我宋三百余年无藩镇之患者，盖以此也。”转运使一职，始于太祖乾德年间，本着总揽地方财经大权，并兼有纠察官吏的目的。后来又有判官、副使，又有提点刑狱，都是以此来纠察官吏的。这原来就是汉代刺史的职务。本朝的监司，以御史台、中书省、大理寺、监察院来负责，即使是宰辅、侍中做了地方大帅，允许弹劾。我大宋之所以三百余年没有藩镇之祸患，原因在这里。

大宋的监察制度是历来政制设计中，做得最好的。

转运使将地方治理情报，呈给朝廷。出于谨慎，朝廷往往还要再派出专使按转运使提供的信息，进一步廉察复核。这样，就以文职方式将地方控制在中央。有此过程，地方官吏的优良中差，中央一目了然，而藩镇割据的可能也就越来越渺茫。因此，转运使一职的设置，是藩镇割据的克星。

但问题也有另外的一面。地方官往往乐于居于“次”一等，只要恪守职责，不出事，就等于“无功亦无过”，转运使的察访不会给更低的评价。如此，保住官位的成本最低。而转运使自身也有因循怠惰之辈。

于是，出于“励精图理”的强势政制，太平兴国年间，赵炅对“疲软不胜任、惰慢不亲事”的“老好人”官员做了“免官”处罚。譬如，掌管诉讼定刑判案的河南府法曹参军高丕、负责秘书工作的伊阙县主簿翟嶙、执掌全县行政的郑州荥泽县令申廷温等人，就因为这个原因被“免官”。

有一位荆湖南路转运使崔宪，副使许奇，在处理某一事件时“稽留不决”，拖延着不做决定，这也属于“疲软不胜任”。调查属实之后，崔宪被降职，许奇被组织部开除，削去所有官职，史称“除籍为民”，并追回过去赏赐的五十万铜钱。大宋有一个不成文的制度规定：如有犯罪，可以追回往日恩典。

郭贽的“愚直”与德举

太平兴国八年（983），赵炅还免去了一位参知政事，副总理级别的高官郭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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