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不确。因为如果这一条记录是真实的，那么十一月间耶律琮与孙全兴的书信来往就没有了着落，而且以此为契机，后面的一系列展开，也都没有了着落。所以，宋人吕中的议论有根据，而“太祖于开宝七年三月‘遣使如辽’”说，是一种传闻异词，不足凭信。

御戎三策

且说太宗，见契丹没有和意，就再一次动了战争的念头，“于是募人泛海，赂女真及乌实等部叛之，二部不从”，招募精干人士，从海上到契丹后方，贿赂女真部落及乌实部落，让他们背叛契丹。但是这两个部落也不听从。

此前三年，女真一直在与中原通好，甚至向大宋“朝贡”。他们朝贡的路线是跨越渤海到泥姑口（今属天津塘沽）以南，或跨越黄海到山东登州上岸。但契丹对此很不爽，于是在距离海岸四百里处下寨，增设军事堡垒三处，每一处有三千兵守卫，隔绝女真与中原的联系。于是女真再次艰难渡海，与大宋研究军事同盟，至少先把契丹三处堡垒铲除，女真愿意集合全国三十首领来做这一场战事。如果大宋确定日期，女真将首先集合兵众在北部等待。

这是一个机会，但大宋经历了“岐沟关之战”，已经没有必胜信念。史称“帝但降诏抚谕，不为出师”，太宗只降下诏书，安慰女真一番，不同意出师。从此以后，女真只好死心塌地归附了契丹。

此时，再去约会契丹起兵，为时已晚。

就在淳化五年（994）五月，在大宋向契丹请和四个月前，高丽也曾无法忍受契丹的欺凌，试图与大宋恢复和好，要求大宋出师，与高丽夹击契丹，太宗也没有允许。从此以后，高丽也死心塌地归附了契丹。

契丹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几乎可以全力对付大宋，而大宋还要对付西夏，此际，川蜀也乱起来。

在如此严峻的战争环境下，太宗一朝，赵普、宋琪、张洎、田锡、李昉、薛居正、王禹偁、张齐贤等大臣无人认为可以“取幽蓟”，更不做“犁庭扫穴”之想。以张洎的说法为代表，御戎之道有三策：下策是：“练兵选将，长驱深入，拥戈@而肆战，决胜负于一时”，训练士卒，拣选将帅，长驱直入，带上各种武器快意一战，与契丹决胜负于一场战事。

中策是：“偃革櫜弓，卑辞厚礼，降王姬而通其好，输国货以结其心，虽屈万乘之尊，暂息三边之戍”，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谦卑言辞，准备厚礼，以和亲政策与其通好，输送国货与其结好，虽然陛下身份有所屈辱，但却可以停息边境战争之劳。

上策是：“缮修城堡，依凭险阻，训戎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整制修缮沿边城堡，依靠凭借天然险阻，训练武备，广积粮草，分兵屯聚边塞，契丹来就防御，契丹退也不追。

朝廷大臣，十世纪的中国精英，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上策”。太宗赵炅也选择了“上策”。

于是，“缮修城堡，依凭险阻，训戎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成为大宋帝国淳化年间之后的基本战略防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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