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也记录：“会春旱，太宗焦劳甚”，正赶上春旱，太宗非常焦虑劳作。“岁旱艰食，民多为盗，上忧之”，年岁干旱，庶民吃不饱，很多人做了盗匪，皇上很忧虑。“时多阴雨，上以河决未塞，深忧之”，当时很长时间有雨，太宗认为大河决口没有堵塞，深深地感到忧虑。“上以久愆时雨，忧形于色”，太宗因为长久过时而没有落雨，不免忧形于色。

……

1924年，孙文先生做了题为《民生主义》的系列演讲，内中说到：“要把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对于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又说：“……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

如果熟悉宋太宗赵炅的言行，就会理解，作为十世纪的中国领袖，他对民生问题的关注，虽然不像孙文先生那样做出“民生主义”的思想阐释，却尽其足够多的智慧和精力，对民生问题给出了一个个解决方案。

官员贪腐，祸及民生，大宋不能允。

太祖太宗乃至于两宋诸帝，对官员贪腐几乎采取了“零容忍”的姿态。各类惩治贪腐故实，正史、野史，比比皆是。

塞浊乱之源

贪腐，在大宋君臣看来，是五代乱世的根源之一，必须有一套消弭机制，那就是重典。《宋史。太祖本纪》记载赵匡胤严加惩治贪官污吏，赞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将贪官污吏用重法惩治，目的就是堵塞五代以来的浊世变乱之源。清代史论家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一专条《宋初严惩赃吏》，也说：“宋以忠厚开国，一般的犯罪尽量从轻或减免，但独独治理赃官罪很严厉。这是因为太祖亲自看到五代时贪吏的恣横，导致民不聊生。所以践祚之后，用重法惩治赃官。这样做，就是为了塞浊乱之源。”

“塞浊乱之源”，成为大宋的基本国策。

这个基本国策，用太宗评价太祖的话说，就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太平兴国六年（981）十一月，有个监察御史张白，在知蔡州（今属河南）时，“假官钱籴粜”，借用官方钱财批量买入粮食而后加价批量卖出。这是挪用公款玩期货或炒股的节奏，被“弃市”，在街头被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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