惭德与大功

太宗赵炅一生，有“惭德”四：

太祖开宝年号当年未尽，着急改元，是一；

赵廷美大案无可奈何中的处理，是二；

由“雄猜”之言，不慎逼死赵德昭，是三；

没有为太祖皇后送葬成礼，是四。

但他又有“大功”四：

抑制藩镇种种苗头或可能性，没有让立国几十年的大宋帝国回到乱世，确定太子，回到古制，完成权力和平交接，是第一大功。

平定北汉，收复清源、吴越，获取中原尽可能辽阔的活动空间，是第二大功。

至于与契丹和战二十年，有胜有负，算不得大败。高梁河、岐沟关两场战役失利，最后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雄心，但总算守住关南之地。从战略意图而言，双方算打一个平手。但在战争中，开始令帝国精英有了“战争与和平”的思考，这样，就让中国（大宋与契丹）在纯粹的丛林角力状态，有了理性展开。从人类战争史考察，太宗朝与契丹的和战，为地缘政治提供了至为珍贵的人类智慧，那是通往“澶渊之盟”的沉重而又必要的铺垫。中国人在政治实践中的理性一旦得到意味深长的展开，和平，是可能的。而和平，对人类福祉而言，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故与契丹战和功过相抵。

第三大功是文治。

太宗一朝推演科举、编修大书、奖掖人才，在“偃武修文”方向上成就更为卓著。这是万世不朽之文化基业。

太宗本色是文人。

在所有这一切之上，太宗对中国文明最了不起的贡献是他恪守了太祖订立的种种制度，坚守“仍旧贯”之保守主义理念，以《誓碑》为“祖宗家法”大宪章，延续了大宋帝国的光荣。越是理解中唐以迄于五代的乱世，越是理解太祖、太宗的光荣。他们在军政方向上，为中原在地缘管辖方向上的统一，以及在圣贤理念照临下的治理，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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