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的避孕与“人流”技术毕竟滞后于民间高涨的节育意识，宋代社会还存在一种非常残忍的控制生育方式：溺婴。如江南东路，“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荆湖北路，“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江西婺源，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福建一带溺婴之风尤盛，“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闽人<a href=https:///tuijian/shengziwen/ target=_blank>生子</a>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宋人用“不举子”的概念来陈述溺婴、杀婴的野蛮陋俗。

许多人都以为，溺婴是因为贫穷。但宋代的“不举子”现象却表明，贫穷并不是民间生子不举的唯一原因（当然贫困确实是重要的因素），因为宋代东南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西部，但溺婴之风更盛；不少富有的家庭也是“不过二子一女”而已。今天我们都知道，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其实会激发与强化人们的节育观念。南宋民间生育控制行为的流行，可能跟城市化与商业化的加速有关联。

◎ 宋代钱选（款）《婴戏图》

总而言之，对于很多宋朝女性来说，她们并不愿意无节制地生育孩子，民间社会对“多子多福”的认同，未必如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高。我觉得，或许正因为民间对“多子多福”的认同并不高，传统的主流社会才会刻意宣扬“多子多福”，以补救时弊。

胎养令

今天的一些人口学研究者会将人口当成社会发展的累赘与负担。但宋朝的政府与主流社会显然不是这么认为，他们更相信人口是国家的财富。因此，宋朝政府并不支持民间自发的生育控制行为，而是鼓励生育，将人口增长列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首要指标：“守令满替，并以生齿增减，为殿最之首。”

当然，宋王朝也不会像后世的罗马尼亚那样设立“月经警察”。宋政府的对策是：一、立法禁止溺婴，“杀子之家，父母、邻保与收生之人，皆徒刑编置”。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溺婴的陋俗也必须严厉禁止；二、给贫困家庭发放生育补贴，激励她们将孩子生下来抚养成人。南宋绍兴八年（1138），高宗下诏：“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这便是南宋政府的“胎养令”。

那么什么样的家庭可以获得生育补贴呢？政府补贴的标准又如何呢？绍兴八年的一道法令规定，“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宋朝政府按居民财产多寡，将乡村户划为五等，坊郭户划为十等。乡村第五等户，是“家业钱”只有三四十贯（按购买力折算，万元）以下的农村下户，家境贫寒，“粗粝不充，布褐不备，均未免冻馁之忧”；城市第七等户以下，家产通常不足十几贯钱，也是贫乏之家。因此他们都被纳入国家救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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