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古代社会包括宋朝社会的“留守儿童”问题，其实都不严重，并没有发展成为需要引起重视的社会难题。这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探究的。

国家“十一五”青年专项课题《西部留守儿童道德成长研究》有一篇论文提出，“据研究发现，古代的留守儿童问题不突出的关键原因在于并非父母双方外出，而往往是母亲和孩子一起留守”，这个结论是有道理的。我们看古人外出经商也好，当佣工也好，很多时候都是老婆孩子留在家中，极少出现父母都离家的，留守家中的孩子至少可以从母亲那里得到保护与情感慰藉，而“目前的一些研究也表明，与母亲一起留守的孩子各方面的表现在留守儿童中是最好的”。

这是古今留守家庭结构的差异。如果我们将视野拉宽，从基层社会的构造来看，还会发现古今差别更大。有识之士已经指出，对留守儿童最大的伤害，不是来自贫困，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状态。人，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都离不开共同体的扶持、保护、救济、安顿、慰藉。用司马光的话来说，“人爪牙之利，不及虎豹；膂力之强，不及熊罴；奔走之疾，不及麋鹿；飞飏之高，不及燕雀。苟非群聚以御外患，则久为异类食矣。”因此，人需要结成共同体，告别原子化生存。而最重要的共同体当然是家庭，由家庭又扩展为宗族。

◎ 宋代苏汉臣《杂技戏孩图》

宋代是宗族共同体得以重新构建的时代。赵宋立国之初，由于刚刚历经五代战乱，原来维系秩序的士族门第已经瓦解，社会陷入失序当中，以致“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对于主要依靠宗法联结起来的传统社会来说，宗族之不存，即意味着社会的溃散。有鉴于此，张载、程颐、朱熹等宋朝士大夫都呼吁“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通过建立宗族共同体，“有无欲其相通，凶荒欲其相济，患难欲其相恤，疾病欲其相扶”。

在这个过程中，范仲淹创设的范氏义庄无疑是宗族共同体建构的典范。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将全部个人积蓄都捐献出来，在苏州购置良田千亩，作为范氏义庄的公益基金。凡苏州范氏族人，均可从义庄获得救济。

就这样，苏州范氏族人生活在宗族共同体的庇护网络之中，不但可以从中获得物质的资助与救济，还能在共同体中体会到人情的温暖，养成对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不过，宗族救济通常是封闭的，外族人无法分享，但范氏义庄还是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倘若乡亲、姻亲、亲戚陷于贫窘，或遇饥荒不能度日，范氏诸房共同核实后，也可以用义庄粮米“量行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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