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北宋大儒张载计划在关中买一些田地来试验“井田制”，认为“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朱熹弟子度正提出，“仁之为道，用之一乡不为不足，用之一国不为有余，所施益博，则济益众，雇用之何如耳。在上而行之，则为仁政，在下而行之，则为仁里，里仁之所以为美者，非以其有无相赒，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故耶。”姚勉说，“士君子之生斯世也，达则仁天下之民，未达则仁其乡里，能仁其乡里，苟达即可推以仁天下之民。”

这些观念都指向地方社会的构建。所以，我们不用奇怪，为什么自宋至明，理学家成为了领导社会重建运动的最重要的力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事功学派的态度，让我们来引用与朱熹论战的陈亮的一段自白：“亮之居乡，不但外事不干预，虽世俗以为甚美，诸儒之通行，如社仓、义役及赈济等类，亮力所易及者，皆未有分毫干涉。”可见陈亮对地方社会的自治事务毫无兴趣，也许他更为关注的是国家层次的政治大事与制度构造。

今日社会不但需要重新发现理学，更需要再造理学家。

第四辑 “武大郎”们的生活水平到底如何？

“武大郎”们的生活水平到底如何？

网上有一则流传颇广的段子，说：“一个矮个子青年，住着位于市中心的二层楼，依靠在市场卖面食的收入，娶得起漂亮妻子，还不用妻子上班。这不是梦，这事就发生在中国，青年名叫武大郎。”有人借此调侃，也有人真的以武大郎的例子来证明宋代的富庶——这当然是胡扯，因为武大郎只是虚构出来的文学形象，一个被设定为生活在北宋末年的寻常底层市民。问题应该反过来求证：假如宋朝确实有一个武大郎，他可能过上段子所形容的生活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当然需要评估出一名宋朝平民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成本。感谢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梳理出非常翔实的宋代物价与日常收入资料（如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先生的《宋代物价研究》），靠着这些资料，我们完全可以重建一份宋朝“武大郎”的生活账目，并大体上描述出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

本站不支持畅读模式，请关闭畅读服务，步骤：浏览器中——设置——关闭网页小说畅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