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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轼同时代、政见不同的王安石,曾于嘉祐三年给皇帝上书言事,也是极力抨击当时的官场风气:“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王安石说,现在的大官小官都忙着开公司、做生意,以权谋私,大发其财。

◎ 南宋刘松年《西园雅集》局部1

这是北宋的情况。南宋看起来更加糟糕。淳熙十五年,当时最著名的“公知”朱熹借皇帝召他入对之机,上“奏札”五篇,在谈及政界现状时,朱熹狠狠吐槽:“朝廷之上,忠邪杂进,刑赏不分;士夫之间,志趣卑污,廉耻废坏。”朱夫子甚至将朝廷吐槽成贼窝:“今宫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据于其间,而陛下目见耳闻,无非不公不正之事。”

与朱熹生活于同时代的周必大在一篇《答选德殿圣问奏》中也称:“循良者十无一二,贪残昏谬者常居六七。”在他看来,这大宋政界中,清廉高洁之士不到20%,而贪官污吏占了六七成。当然,以那时候文人的习惯,周必大肯定没有做过严格的抽样调查。

生活时代略晚一点的另一位南宋官员袁燮,则在他的《论国家宜明政刑札子》中差不多将大宋官场说成“天下乌鸦一般黑”:“贪吏肆虐,政以贿成。监司牧守,更相馈遗;戎帅所驻,交贿尤腆;而诸司最多之处,抑又甚焉,见得妄义,可以成风。”总之一句话:无官不贪,腐败成风。

如果这些宋朝“公知”的描述是真实无误的,我会觉得宋代官场之腐败简直适合用一句流行的戏言相形容:将所有官员随机编码,然后把单号的官员抓起来,一定还有贪官漏网。但是,我很快又注意到,将大宋官场说得乌烟瘴气的范仲淹、朱熹等人,都是宋代极有抱负的官员、学者,他们说的狠话,都是策论或奏札,换言之,都是说给君主或执政官听的,目的非为粉饰太平,非为拍马屁,而是要给朝廷制造压力,迫使朝廷更化革新,整饬吏治,改善民生。所以,他们宁愿将官场风气往坏里说,将腐败现象往重里说,不惜将“一个手指头”的问题说成是“九个手指头”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宋朝士大夫所形容的官场腐败严重性,应该打一个折扣才切合实际——宋朝肯定存在腐败,但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事实上,范仲淹、苏轼、王安石向朝廷上书“抹黑”官场的时间,都在宋仁宗朝,而仁宗朝其实是堪称“政治清明”的一个时代,那时候,党争还处于良性状态,监察系统的力量也非常强大,反对派与台谏官对执政群体虎视眈眈,一发现露出腐败苗头便穷追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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