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的儿子仁宗当皇帝时，有一回，谏官韩绛收到同僚林献可送来的一封书信，信中“多斥中外大臣过失”。韩绛身为谏官，觉得应该向皇帝报告。便将这封私信交给宋仁宗：“林献可遣其子取书抵臣，多斥中外大臣过失。臣不敢不以闻。”宋仁宗却说：“朕不欲留中，恐开告讦之路。第持归焚之。”叫他将书信带回去烧掉。

仁宗皇帝不想了解大臣过失、借以整饬吏治吗？当然不是。但他深知，如果为了掌握臣下动向而纵容告密，对政治品质的败坏将远甚于“中外大臣过失”本身。

宋仁宗一朝，也是宋代最自觉抑制告密政治的时期。皇祐元年（1049），台谏官李兑、何郯、陈旭等人上书：“比岁臣僚有缴奏交亲往还简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圣时成告讦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顺，毋得缴简尺以闻，其于官司请求非法，自论如律。”意思是说，最近有些臣僚将私人书信上交朝廷，朝廷则凭书信私议调查臣下，弄得告密之风大盛。自今之后，除非事关谋逆，臣僚不得交纳私人通信，有司也不可收缴臣僚私信。宋仁宗批准了这一建议。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申明政府不得缴纳私人信件、据书信私议定罪的立法。

宋仁宗时代，监察系统非常活跃，台谏官可以风闻奏事，这固然对执政的政府系统构成强有力的制衡，但也产生了一些负作用——台谏官动辄上章告讦人罪，甚至根据道听途说“暴扬（他人）暧昧之事”，以致“刻薄之态，浸以成风”。御史吕诲于是上书“请惩革之”。仁宗皇帝从善如流，下诏“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禁止官员打小报告揭发人罪。执政官若有过失、罪错，可以公开弹劾，但不应告密，不能揭人阴私。

后来的宋神宗、哲宗时代，当变法派（他们受申韩法术影响较深）执政时，告密风气大有复炽之势，因为一部分变法派官员认为，新政的推行，需要借助告密的力量。如熙宁七年（1074），参知政事（副宰相）吕惠卿推行“手实法”，即要求老百姓自行申报不动产，政府再按其不动产征税。这本非恶政，但吕惠卿为防止有人隐瞒财产，又“许人纠告”，鼓励告密。结果在民间大开告密之风，“家家有告讦之忧，人人有隐落之罪，无所措手足矣”。

因而，“手实法”甫一推行，立即就受到有识之士的强烈抵制。未久，宋神宗只好下诏废止了“手实法”。在宋朝士大夫看来，如果一项政策导致民间告密成风，社会便会进入人人自危的境地，敦厚的风俗就会被破坏殆尽，朝廷即使因此多收些税钱又有什么意义？

被现在许多人视为昏君的宋高宗，也不欢迎臣僚告密——也可能他实际上并不讨厌告密，只是因为主流士风对告密行为不待见，不得不表态拒绝告密。绍兴初年，高宗下诏求言，有些官员即以密奏的形式告讦同僚。高宗说：“自今上书言事，毋有所讳。惟不许因书告讦他人过失。”给告密者当头泼下一盆冷水。

◎ 南宋萧照《瑞应图》上的宋朝官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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