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结构的约束

不管是宋仁宗，还是宋哲宗，登基时都还是孩童，当然离不开一班老成持重之大臣的辅政与教导。不过宋朝似乎未设“顾命”制度，老皇帝在终临前，并没有特别指定若干重臣为托孤大臣。尽管如此，那些先帝时代的朝中大臣，在政权交接过程及新朝开局中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乾兴元年，宋真宗驾崩，留下遗命：十二岁的儿子赵祯继皇帝位，“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根据真宗的遗命，辅臣商议如何起草遗诏，宰相丁谓欲讨好刘后，提出将“权”字删掉。“权”有从权、暂时的含意，去掉这一字，即意味着承认太后拥有听政的正式权力。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曾坚决不肯让步，说：“女主临朝，已是非正常情况，称‘权’已属无奈，你还想将‘权’字删去，是什么意思？”丁谓不敢再坚持己见。

◎ 南宋《孝经图》（局部）上的君臣关系

宋神宗病重之时，宰相蔡確曾有意拥神宗之弟雍王或曹王为皇储，为此他试探过另一位宰相王珪的意见，但王珪说：“皇上有子。”意思很明显，王珪认为皇位应该由神宗的儿子赵煦继承。王珪又上奏皇太后，“请立延安郡王（即赵煦）为太子。太子立，是为哲宗”。哲宗继位，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是同情旧党的人，原来在神宗朝受到冷落的司马光、吕公著、苏轼等大臣，重回朝廷辅政，大儒程颐则被召来担任小皇帝的经筵官，负起教化哲宗、养成君德的大任。

从上面的事例也可以看出，宋朝有一个惯例：皇帝若是冲龄继位，都是由太后或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代理君权，并不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顾命大臣团队。北宋的仁宗朝、哲宗朝、徽宗朝、南宋的光宗朝、理宗朝及恭帝朝，都出现过太后（或太皇太后）垂帘。有意思的是，宋代虽然先后有多名太后临朝听政，却从未产生“女主祸政”的乱象，也没有诞生一位像唐代武则天、清代慈禧太后那样把持朝政的<a href=https:///tuijian/nvqiangwen/ target=_blank>女强</a>人。这又是为什么？

从制度因素的角度来解释，我们认为宋朝建立了理性化程度很高的权力结构。这个权力结构，如果要进行简单的描述，那便是——君主作为天下道德的楷模、国家主权的象征、国家礼仪的代表、中立的最高仲裁人，具有最尊贵的地位与最高的世俗权威；同时君主不应该亲裁政务，虽然一切诏书都以皇帝的名义发出，但那基本上都是执政官熟议后草拟出来的意见，皇帝照例同意就可；治理天下的执政权委托给宰相领导的政府，用宋人的话来说，“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监察、制衡政府的权力则委托给独立于政府系统的台谏，“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宰相）虽元老名儒上所眷礼者，亦称病而赐罢”。这样，君主只要协调好执政与台谏的关系，使二者达成均衡之势，便可以做到垂拱而治了——这意思也不是我附会出来的，而是秦观说的：“常使两者之势适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胜，则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无事矣。”听起来，有点儿“虚君”“二权分立”的意思。

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出现一个未成年的小皇帝，并不会对整个帝国的权力运转构成巨大的障碍，因为皇权已经象征化，君主不用具体执政。也因而似乎没有必要为小皇帝专门成立一个顾命大臣团队，宰相领导的政府与制衡政府的台谏保持正常运转就可以了，至于程序性的君权，垂帘的太后便可以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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