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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雅明的回忆里，商业活动也把父亲变成两面人。平时，父亲待人温文尔雅，但是当父亲用电话进行交易活动时则露出一副暴戾嘴脸。本雅明在根据《柏林记事》改写的《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中对此做了更形象的描述：“我的父亲与官僚机构发生分歧是常有的事，更不必说他对申诉部门发出的威胁和谩骂。但是，他真正的亢奋时刻是摇电话机柄。他会连续几分钟做这件事，以至达到忘我的程度。此时，他的手就像是屈服于酒色的托钵僧。但是，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确信，在这种时候，接线员会受到电击般的威胁，作为对他拖延的惩罚。”(9)

虽然本雅明没有直接谈及父亲对子女的态度，但是在回忆大学期间的“青年运动”时说，他们讨论的一个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家庭中家长对待孩子的粗暴。这可能也暗指他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父亲的压抑。

学校是本雅明第一次独自面对的社会机制。他对学校生活的回忆充满了批判。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学校教育带有军国主义特点。恺撒·腓特烈学校尤其如此。在本雅明看来，它是以军队为模式，把学生当囚犯。他进入学校后，觉得自己“无可挽回地陷入这一空间的权力之下”，被一种“我必须成为一个军人”的无形要求所控制和折磨。他在描述这座学校的陈旧建筑时说：“在我的记忆中，对教室的确切情况几乎已经毫无印象，除了那些监狱的象征：结霜的窗户和门上方做工粗糙的木刻装饰物。”

本雅明厌恶学校的纪律。学校在低年级仍然实行旧式纪律——“鞭笞，调换座位和关禁闭”。本雅明说，在学校期间，这种纪律产生的恐怖从未从他心中消失。他也讨厌一年4次交给家长的成绩报告。他尤其反感打断学习的各种活动：到乡村郊游、竞赛，特别是每年柏林地区举行的校际竞赛。后者是“在囚徒基础上决定最佳团队”。本雅明从小动作迟缓，在这些活动中力不从心。他说：“我从来不属于这种学校团队。”

本雅明从小就萌生一种对人群的恐惧。学校生活加强了他的这种心理。他描述自己在学校里上楼梯时的感觉：“在上楼梯的时候，我的眼前只有靴子和小腿，我的耳朵里只有上百只脚的擦地声，我经常被这种人群的拥挤所震撼。这时，就好像随着母亲在城市的行人中一样，孤独在我看来似乎是人的唯一适当的状态。”

“学校的整个气氛是压缩凝固的。”本雅明感到很难适应。他在描述学校的礼堂时说：“在这里（指礼堂），和在其他几个地方一样，我在自己的记忆中只找到一些完全固定的词语、表述和句子。……它们给我留下的是那种大集体与我个人的冲突的印记。”

本雅明感到“忧郁和压抑”。他说：“自从离开（恺撒·腓特烈学校）后，我再也没想回去过。”

当本雅明用阶级观点回顾时，他承认，幼年时对社会分裂的认识是模糊的。他谈到儿时过圣诞节的情景时写道：“圣诞节来了。在这个资产阶级儿童眼中，它同时也把他的城市分成两个强大的阵营。但这里不存在被剥削者及其统治者之间不可协调的对立的真正阵营。……圣诞节来了，它把儿童分成两种人：一些孩子在波茨坦广场的货摊前跑来跑去，另一些孩子则在家里奉献自己的玩偶和家禽，卖给同龄的孩子。圣诞节来了，与之俱来的是一个庞大的、陌生的物品世界。”

当本雅明的性意识萌发后，他对妓女产生了色情幻想。由此他也开始面对社会的不幸和犯罪。他概括说：“无疑，第一次跨越自己阶级门槛的意识，也包含了几乎无法控制的想在街上公开勾搭妓女的想法。但是，这里跨越的不仅是社会界限，而且是地理界限，因为整个街道网络都在妓女的引领下而洞开。”

至此，我们看到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极度反感学校生活、陷入青春期苦闷与烦恼之中的少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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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丁建弘、陆世澄主编：《德国通史简编》，232～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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