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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不能预见到苏共的政策转变，而是用一种柏拉图的政治—社会二元结构模式来思考和理解俄国的状况：“在资本主义下，权力和金钱逐渐具有可交换的性质。一定数量的金钱可以转换成一种具体的权力，一切权力的市场价值都是可以计算的。因此，物品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在这种交易进行得太快时，我们才能说是腐败。……苏维埃国家切断了金钱和权力之间的这种交换联系。它把权力留给党，把金钱留给耐普曼。在党的工作人员乃至高级干部的眼中，把某些东西存起来，作为‘将来’的保障，即便仅仅是‘为了孩子’，这都是不可想象的。共产党仅仅保障其成员的最基本的物质生存。另一方面，它控制着他们将来的收入，规定了最高收入不得超过250卢布的限制。收入的增加只能是通过在本职业范围的文字活动。统治阶级的生活受到这种纪律的约束。统治当局的权力毕竟不等同于他们的财产。俄国今天不仅是一个有阶级的国家，而且是一个等级国家。也就是说，一个公民的社会地位不是取决于其外表——穿着或住所，而完全取决于他和党的关系。对于那些不直接属于党的人，这也是决定性的。各种职业对他们开放的最低条件是，他们不公开地批评政权。在他们之间也有十分明确的区分。但是，无论欧洲人关于俄国官方压制异端分子的观念多么夸张，或多么陈腐，任何生活在国外的人都想象不到耐普曼在这里受到多大的社会排斥。”(13)“俄国的健康取决于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绝不能让权力的黑市开放（就像教会曾经发生的情况）。只要欧洲的权力和金钱的关系渗透进俄国，那么，可能不仅是这个国家，可能也不仅是这个党，而是俄国的共产主义将会消失。”(14)

此时，斯大林在苏共党内斗争中已经取得了明显优势。不仅政治上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已经式微，而且文化界的政治控制也越来越严格。本雅明听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的一出戏，经过反复审查和修改，最后才由斯大林出面予以批准。现代派戏剧导演梅耶霍尔德（Meyerhold，1874—1940）改编执导的《钦差大臣》因其风格怪异而受到官方的很大压力。

对于苏共的文化政策，本雅明总结为三点：“教育纲领旨在使工人能够接触所有的世界文学，排斥在英雄的共产主义岁月曾经辉煌的左翼作家，鼓励反动的农民艺术。”(15)

本雅明对俄国的文化落后状态给新政权提出的艰巨任务表示理解：“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家们强调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成功后的状况是多么不同于1789年资产阶级的状况。当时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经历了几十年的斗争来争夺文化机器。文化机构、教育早已被第三等级的思想渗透，争取解放的思想斗争先于政治斗争。今天，俄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文盲成千上万，普遍教育的基础还有待建设。这就是俄国的全国性任务。”(16)

但是，本雅明也不安地发现“不仅是在陌生人之间可以感受到的沉默和不信任。如果你问一个不十分熟悉的人对一部哪怕很不重要的戏剧、一部无关大局的电影的印象，得到的回答多半是套话：‘我们这里认为……’或‘这里普遍的说法是。……’与不太熟悉的人说话时，总是反复斟酌多少遍。因为党随时都可能悄悄地改变它在《真理报》上的观点，任何人都不愿意受到谴责。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种可靠的政治观念，即便不是唯一正确的，也是获得其他东西的唯一保障，所以人们在使用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声音时极其谨慎，以至于具有民主思想的人无法理解他的话”(17)。

本雅明对俄国文化领域出现新的封闭倾向及其知识落伍感受颇深：“在技术领域，尽管早先有多么曲折，这种倾向（指欧化倾向——引者注）被认为迟早取得胜利。在文化和科学领域，情况则不然。在俄国人看来，欧洲价值正以歪曲的、贫乏的方式普及，他们把这最终归因于帝国主义。……可能俄国唯一能够活生生地理解（这种理解值得讨论）的西方文化是美国文化。……这个国家与西方隔绝主要不是因为边界和检查制度，而是由于一种紧张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超出了一切与欧洲生存状态的相似性。更准确地说，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是通过党进行的，首先关注的是政治问题。旧的资产阶级被消灭了；新的资产阶级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建立与外部的关系。无疑，俄国人对外界的了解远远不如外国人（可能除了拉丁语国家外）对俄国的了解。如果说一位有影响的俄国人（指科冈，Kogan，1872—1932，文学史家、评论家——引者注）把普鲁斯特和布龙南（Bronnen，1895—1959，德国作家，戏剧导演——引者注）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从性的领域提炼出自己的主题，这表明了这里观察欧洲事物时的生拉硬套。但是如果俄国的一个重要作家在谈话时把莎士比亚当做印刷术发明前的伟大诗人之一，这种知识贫乏就只能从影响俄国写作的完全变化了的局势的角度来解释了。有些问题和理论在欧洲——只是在最近两个世纪里——被文人视为与艺术无关或是低级的讨论，但在新俄国的文学批评和创作中则被认为是决定性的。内容和题材被宣布为最重要的。公开的争论在内战时期还相当活跃。但现在逐渐沉寂了。今天的官方理论认为，题材而不是形式决定了一部作品的态度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这种理论割断了作家脚下的基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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