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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追求心灵超脱的隐逸精神，这种隐逸精神是根源于老庄道家的。在中国文化史上，对于中国传统的士人而言，他们的生活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要么仕，要么隐，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这是传统文化对于士人的基本要求，作为传统的士，就应该具有这样的精神品格和道德水准。士人要实现这种要求，其途径则是入仕，故入仕对于士人而言，是一种社会担当的责任，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认同，“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对于士人来说是自然的选择。与仕相对，隐是士人生活的另一种方式，“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身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外篇·缮性第十六》），这段话对于隐士之“隐”作了很好的诠释，在庄子看来，所谓的隐实际上只是士人在特殊社会状况下的一种生存之道，仕与隐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区别，都只是士人为适应其生存需要所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已。仕或者隐，出或者处，这是传统士人生存所面对的问题。儒学以纲常伦理作为基本旨趣，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理论，强调的是个体对社会的关注和责任，强调在现实中实践个体道德理想。对于士人而言，唯有积极入世，才能够实现其社会抱负，入仕在儒家看来是士人的必然选择，“不仕无义”（《论语·微子》），但是就现实而言，仕途并非每一个士人都能实现的。在这个时候，士人应该怎么办？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解决方案，但是，这种在本质上仍然是强调道德担当的生存模式并不能最终解决士人的出处问题。这时候，道家自由逍遥的隐逸思想吸引了士人，成为了士人生活的另一维。与儒家汲汲于道德教化不同，道家强调的是个体精神的独立和自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人生活于世间必然会遇到种种磕绊，种种不如意，有很多现实的事情是个体的努力所无法改变的，“知其不可奈何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相比于现实物质世界中的利益，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更是人所向往的，人应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睨于万物”（《庄子·天下》）。因此，在道家看来，精神上的追求是最高的，人要“法天贵真”（庄子·渔父》），回归自然的、本真的状态才是生活最高的境界。

唐代文人崇佛道，提倡返璞归真，向往远离俗世的山林，加之李唐皇室对隐士的礼遇，“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旧唐书·隐逸传序》），同时，唐代在制举中设置了隐士科，这使得隐逸之风大盛，唐代的隐逸之风按照其历史的发展大致有四个各具特点的阶段：弃世与游世并存的初唐隐逸，以隐求仕的盛唐隐逸，兼顾仕宦俸禄与心性自由的中唐隐逸以及悲愤无奈的晚唐隐逸[18]。寒山所处的是李唐由盛转衰的年代，就当时社会的隐逸思潮而言，恰好处于炽盛期，社会上的种种关于隐逸的思想和传说，对于寒山来说是不可能没有影响的。“个是何措大，时来省南院。年可三十余，曾经四五选。囊里无青蚨，箧中有黄绢。行到食店前，不敢暂回面”（《个是》一二〇），多次科举失败的坎坷，给了寒山极大的打击，“道有巢许操，耻为尧舜臣”（《元非》二八一），这已经很明显地表明了寒山内心世界开始转变。这时老庄道家所阐扬的自由逍遥的境界无疑吸引了寒山，“隐士遁人间，多向山中眠。青萝疏麓麓，碧涧响联联。腾腾且安乐，悠悠自清闲。免有染世事，心静如白莲”（《隐士》二六八），这种精神上的宁静与恬淡何尝不比世间的名利争夺强千百倍呢？“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一住》一八三），寒山的心灵在隐逸之中获得了解脱，忘却了尘世的纷扰，“我向前溪照碧流，或向岩边坐盘石。心似孤云无所依，悠悠世事何须觅”（《我向》二〇三），在无拘无束之中，他的精神达到了极度的自由和逍遥。寒山之隐，为的就是寻求内心的超脱，获得精神上的宁静，这是其精神世界的基本出发点。

其次是回归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恬淡和宁静。这是因隐逸而来的必然结果，寒山一生的多数时间是在隐逸中度过的。寒石山是寒山生活之所，寒山因其而得名，是寒山的精神生命所在。因此，寒山对此也凝注了深情，其笔端的寒石山有如仙境，溪涧蜿蜒，山峦层叠，古木参天，白云萦绕。杳杳寒山道，难闻车马声，唯有鸟鸣和松涛在侧。在这里，寒山心如秋水，自得其乐，幽居山林之中：

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

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

淅淅风吹面，纷纷雪积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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