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乔治·杜梅吉尔（Georges Dumézil，1898—1986）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学科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他的学术研究领域之宽广是令人惊异的。杜氏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神话学家等于一身，并在上述各个领域都有重大建树。他一生治学勤奋，著述宏丰。他懂三十多种语言，各种著述（不包括单篇论文）近六十种。然而使杜梅吉尔饮誉学术界的并不在于其著作的数量，而在于其通过对印欧语系各国神话、史诗、宗教的研究而创立的印欧古代文明三元结构说。

1937—1938年之交，在大量占有材料、对古代印欧神话与史诗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杜梅吉尔发现古罗马祭司（flamen）与印度僧侣婆罗门（Brahman）二词之间不仅在发音与字形上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而且字源上也有惊人的共通之点。古印度社会的三大种姓之划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实际上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的三大分工，它们各自执行着自己的社会职能，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补充，缺一不可。婆罗门是社会的统治力量——主要是指精神方面的；刹帝利为贵族武士阶层，担任着防卫的职能；吠舍是社会的生产力量以维系社会的繁衍。语言产生于社会实践也反映社会现实，如果印欧各国在语言上同根的话，那么在社会结构或由社会结构产生的社会意识上古代印欧各民族有否共同点呢？杜梅吉尔将这个三元结构模式带入他的研究领域，他发现在几乎所有印欧语系民族的神话、史诗里都存在着这样一个三元结构。如古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主神）、玛尔斯（战神）、吉里留斯（农神），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达磨（Dharma，主神）、因陀罗（Indra，战神）、拿撒伽（Nasatga，农神），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奥坦（Odin，主神）、托尔（Thorr，战神）、弗利耶（Freyr，主司民事）。同样的结构在凯尔特、日耳曼、爱尔兰及伊朗神话及史诗中都有发现。这一发现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它不仅仅为解开古神话之谜、进入古代文明的殿堂提供了一把钥匙，使得长期以来被认为纷纭杂乱、无章可循的古代神话变得清晰、经脉分明，也不仅仅是从另一侧面证明如今广布于从南亚以西经伊朗、土耳其到西欧、北欧这一长条形的广大地带的各个印欧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起源（或受此文明的影响），它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一三元结构的发现说明：人类在其幼年时期所创造的神话、史诗等虽然是粗糙、素朴的，却决不是一堆杂乱材料的任意堆砌或一些事件的简单罗列，而是一个有思想、有体系，产生于某种共同意识的完整系统。“杜梅吉尔发现了一座人类精神结构的丰碑。”（列维—斯特劳斯语）。正因为这一发现在神话学领域的划时代意义，一些美国学者将自杜梅吉尔以降的比较神话学称为“新比较神话学”。

二

三元结构说的创立，并非仅仅归功于杜梅吉尔个人的超人的记忆及非凡的才能，它是欧洲19世纪以来文化沃土中结出的硕果之一，众多的学者在这片土壤上留下了辛勤耕耘的汗水。自19世纪中叶起，欧洲社会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空前解放、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而带来了社会人文科学的繁荣。这一时期不仅产生了如马克思主义这样规模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而且各门具体学科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新兴学科如人种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开始初露端倪。比较神话学便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印欧文明的起源问题是萦绕西方学者的一个古老的梦。印度、西欧这些如今相距遥远的民族之间是否曾有过共同的祖先？在如今名目繁多的各种印欧语言之先是否有一门共同的语言？为了探寻答案，学者们作过不懈的努力。然而将此专门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则仅仅是19世纪初叶的事情。从1833年德国语言学家葆朴（Franz Bopp）《综合比较语法（梵文、波斯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哥特语及德语）》（parative Grammar）第一卷问世，现代语言学与古印欧文明研究同时发轫，到库恩（Adalbert Kuhn）、米勒（Müller, Friedrich Max）正式亮出“比较神话学”的旗帜，这一新学科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早期的神话学研究按其时间及主张可大致分为三派。以米勒等为代表的比较神话学派认为古代神话无非是寄生于语言这棵大树而生长的某种病变的思维意识（discours pathologique）。它发端于远古人们对太阳与风暴产生的原因及来源的经验性的解释。神话学的任务便是通过对语源的研究，探求字与字、词与词之间的共同点，从而找出其共同的渊源。将神话的起源归结为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是这一学派的特征。德沙尔姆（P. Decharme）写道：“一个优秀的神话学家应该更注重自然而非语言本身。”由英国泰勒（E. B. Tylor）、兰（A. Lang）为代表的人类学派则主张神话不过是人类野蛮时代的思想反映，是一个逻辑尚未产生的前逻辑（prélogique）时代（学者弗雷泽语）的人类心理意识。全球各个民族都有同样的经历及其反映。在现代人类与古人类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思想智慧上的鸿沟。这一鸿沟的标志便是“万物有灵论”（泰勒语）。这一学派企图将神话从各自的社会民族背景中分离出来放到全人类的总框架中去研究，从而找出其共同的规律或曰节奏。这一学派也未跳出自然主义的窠臼，他们认为古人由对人与土地的关系的无知、对四季的更换、草木的枯荣等自然现象的解释而推演出神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德国学者格鲁佩（O. Gruppe）为首的语史学派。这一学派运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对口头的、文字的神话、史诗、宗教传说等进行逐条逐字的研究考证，对其作编年处理甚至印刷排版式的分类。他们结合考古学的成果，小心反复地考证一个神话故事究竟发生于何时、何地，反映了何种历史事件，是否与部落的迁徙、城邦的征战、王朝的覆灭等有着某种关联等等。这一学派的努力终于使神话学在向历史学靠近、成为一门科学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瑞典学者尼尔松（M. P. Nilsson）的有关希腊迈锡尼文明神话与宗教的研究一书便是语史学派取得的丰硕成果之一，如今仍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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