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斯特劳斯长期浸润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气氛。在他之前，主导法国人类学的是所谓“原始思维说”，由法国人类学家列维&e;vy-Bruhl）发表于1922年的《原始思维》（La mentalité primitive）一书而得名。列维—布留尔将前现代、无文字的土著人的思维看作是一种原始的前逻辑的思维，与现代的机器时代的文明思维相对立。列维—斯特劳斯从其《亲属的基本结构》开始，经由1952年的《种族与历史》（Race et histoire）、1955年的《忧郁的热带》、1958年的《结构人类学》，到1962年的《当代图腾制》（Le Totémisme aujourd'hui）和《野性思维》（Le Pensée sauvage）等著述，不仅奠定了他的学术位置，也最终完成了对这种“前逻辑思维说”的颠覆。需要指出的是，列维—布留尔虽因其《原始思维》而广受批评，但不仅他对自己的论点作过重要修正，他也同时是法国人类学走向理解无文字文明的重要过渡人物。换句话说，列维—斯特劳斯也是站在他的肩膀上研究和理解印第安人神话的。

列维—斯特劳斯是前现代文明的研究者，但是他的研究是为现代人准备的。他通过对印第安人思维与行为的大量实证研究，充分证明在欧洲“文明人”看起来原始野蛮的土著印第安人，即使没有发明文字，没有基督教信仰，但其文明秩序仍然同现代人有着共同的依归。他所论述的以“乱伦禁忌”组织婚姻的部落秩序正是最基本的文明准则之一。从这里，他不仅获得了破除欧洲中心论的钥匙，也点出了弥漫当今欧洲的文化有差异但无高下的文化宽容主义的信息。他以田野实证的材料、优美的文字、人类学诚实痛思的口吻，向法国和欧洲人传达了文化悔过的心绪，展示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同质性并存的道理。1991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前夕，列维—施特劳斯《猞猁的故事》（Histoire de lynx）问世。他写道：五百年前，为数不多的西班牙人如何可能战胜数以千计的阿兹特克人（Aztèques）？那是因为印第安人认为白人的出现，是其神话预示的神祇的返回而开怀迎接。这显示，印第安人的神话为“他者”预留了位置。然而对于印第安人对他者的接纳，白人征服者还以的却是屠杀和奴役。毫无疑问，在此，列维—斯特劳斯深深地触动了承担着殖民历史之重的法国人负罪的心灵。这也许是他的著述至今畅销不衰，他本人在法国如此受人爱戴和推崇的真正原因。

不过，列维—斯特劳斯的视界并不止于文化多样性的反思。他对于当今人类社会的走向也有着颠覆性的警觉。1979年，列维—斯特劳斯在对《世界报》的一次访谈中表示：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屠杀与近代西方以科学主义、人道主义的名义征服自然、征服世界有着某种逻辑关联。将人与动植物划界，以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划界，然后以一部分人的意志改造世界、改造社会，从而导致人与人的互相残杀和自我毁灭。列维—斯特劳斯在此点破的不仅是统治20世纪的极权主义的病根，也为生态意义上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理论正当性。从这一意义上说，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不仅属于我们的时代，也跨越当今，贯穿前现代与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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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明报月刊》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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