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三，启蒙思想家是站在欧洲18世纪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大大发展的高度上审视现实与历史的。其时心理学、博物学、历史学、政治学均有新的发现、新的进展，《百科全书》本身就是科学加理性的产物。启蒙思想家的行列中不仅有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著作专家，而且也不乏自然科学家，《百科全书》的组织者达朗贝尔本身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布丰更是其时杰出的博物学家。他们所倡导的理性是建筑于科学与实证基础上的理性。狄德罗说：“我们有三个主要方法，观察自然、思考与实验。观察积累现象，思考组合现象，实验证实组合的结果。”（《对自然的解释》）理性实际就是科学精神本身，科学始于观察，理性始于科学。由于科学的推动，人类永远进步、前途日益美好等理想成为启蒙思想家牢不可破的信念。

中国近代的文化人既无近代科学的精神滋养，又无时间对西学深入探究，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政治经济上破败腐朽的封建中国，理智上需要彻底抛弃它，而感情上仍然依恋它，甚至维护它；西学来自殖民中国的西方列强，理智上要引进它，吸取它，感情上则要抵抗它，汉化它，所谓理智上面向未来（西方），情感上回顾传统。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中，将中国从列强手中解放出来与其说是要建立新的理想社会，不如说是要恢复中华帝国昔日在封闭状态下强盛的荣光。这一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交错使他们既不能以冷静的历史眼光来清理传统，又不能以科学精神来对待西学。可以说，这一由外来因素割断中国历史发展而给中国人带来的传统与近代、感情与理智交织的“历史结”一直到现在仍未解开。今天，如何科学地以不图短期的经济发展的非功利主义的态度来冷静地清理中国国政，如何对待西方的问题仍然是重要的现实课题。

特色四，法国启蒙思想家是以科学与理性两面大旗来反对宗教神学的，目的是将人、人的思想从宗教禁锢体系中解放出来，他们的出发点是人——作为个体的人，是人的理知——人的创造性的自由的思维，他们的理论基础“天赋人权”是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平等。狄德罗写道：“每个世纪都有其精神特色，我们这个世纪的特色似乎是自由。”（《致达什科夫公主的信》）人的解放、个体的自由（当然这个自由是有法律为界的）正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中国近代则不然，且不谈在整个中国文化精神中个体的位置与西方文化中个体的位置的殊然不同，近代中国面临的是“亡国灭种”的威胁，近代史一开始就将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提到了前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与民族的利益面前，任何关于个性解放、个体自由的问题都统统被推到历史的后台去了。孙中山是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到晚年则强调国家的自由、民族的独立而非个体的自由。严复是最初将穆勒的On Liberty译为《自由论》的，后来将书名改为《群己权界论》。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演变，不仅民主启蒙退到了后台，个体自由成了空话，甚至由于驱逐外患、统一国土的要求，权力的集中、集体的力量、共同的意志、统一的步伐都成为拯救中华民族出水深火热的现实与必需的手段。不可否认，在上层政治文化人那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抵御外侮的思想政治武器主要是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广大的人民大众那里，在深层的心态与意识领域，更为强大的聚合力量恐怕还是来自传统文化的爱国的民族主义与向往太平盛世的农民乌托邦理想。在这些深厚无比的封建土壤中，资产阶级革命早期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精神自然无法生根、发育，而与此相违的顺应封建的集权、愚民等旧的意识形态终于获得了极端的发展，将中华民族推向了践踏人性、高扬封建崇拜的文化大革命。革命挤走了启蒙，行动压倒了思想，民族淹没了个体，这是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也是中国近代史给我们留下的深刻的未完成的历史课题。

*　　*　　*

当然，历史是在不断向前推进。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是为了有助于理解现实。在法国，围绕着法国大革命的学术讨论一直是在法国思想政治界最为活跃的思想资源之一，现实的发展不断地给历史提出新的问题，历史也由于时间的推移而日益给世人提供新的源泉。法国大革命时代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的启迪、撞击、交织互动的历史不仅于当时开启了一个时代，而且成为整个法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基本坐标，成为法国近代的“创世神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规定着法国近代化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代也许只有“五四”可与法国大革命相比，然而有关“五四”及其影响的思想政治资源在中国却远远没有获得充分的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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