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个角度，作者以大量的事实、证据，为读者勾勒出一幅清晰的法国当代知识分子活跃其中的社会、制度网络图。在这一网络中，不仅包括如全国教师会考等制度化的纵向的升迁途径，也包括多种学术团体、学术杂志、讨论中心等横向的联络渠道，甚至那些名噪一时的各种名人会聚的咖啡馆、酒吧等，都没有逃脱作者的视野。作者自认为是以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社会学的研究，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在描绘这一幅错综交织的社会网络图时，将法国知识分子借以竞争、升迁、操作、影响的社会机制呈现了出来。这正是本书最成功之处，也正是由于此，此书将成为今后法国知识分子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籍。

至于第二个角度，即知识分子与政治、政权的关系问题，正是近来法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本书作者自然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面对东西“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终结，知识分子借以定位的历史参考已渐隐退，现实的路标也已模糊不清，传统上法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左倾趋向似已无识别意义。《文人部落》一书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划定和影响知识分子的两个新因素，一是自由主义的“革新知识分子”与“整合的知识分子”之别，前者往往是执政党的反对派，后者则往往支持执政者；二是意识形态淡出之后，大众传媒似乎有取而代之的趋势。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传媒本身并不能填补意义的失落，但却对知识分子的升迁、知识与思想的传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社会的良心到政治参与

从德雷福斯事件一百周年到有关知识分子作用定位的讨论，看来似乎并没有必然联系，但其实正是知识分子的“介入”才使得这一事件获得了深邃的内涵。围绕着德雷福斯事件，法国分成了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主张重新审理德雷福斯和主张维持原判的两派旗帜鲜明。知识界大部分都站在德雷福斯一边，力主伸张正义、探究真相、维护公正。通观整个事件经过，知识分子是动员社会力量、站在弱小的一方、维护人权基本原则的主要力量，是批判现存政权的中坚和先导。德雷福斯事件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单纯的刑事错判案件，发展成为一个声势不凡的维护社会公正、保卫个体权利的社会运动，正是因为有了知识分子这个“灵魂”。同时，也正是借助于这一内涵深邃而又影响广泛的典型事件，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的声誉和职责获得了再一次的彰显和深化。

在法国知识分子史上，德雷福斯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法国理论界后来有人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正式诞生。将这一事件看作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无疑过分夸张了该事件的历史重要性，未免失之偏颇，但却也表明该事件为知识分子在社会功用层面上，留下了重要的社会资源。

知识分子常被称为“社会的良心”，但这一称谓易使人误以为知识分子可以超脱于社会、超脱于政治。实际上知识分子从来不满足于仅仅作为“良心”来反省社会、批判现实、捍卫理想的价值准则，他们总是以各种方式推动这些价值付诸现实。换言之，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出现，便是相对于现实政治而存在的，他们或者站在社会的一极批判政权，或者站在政权的一极，力图将理想变成行动。我们不妨将这一现象称作知识分子的“在野”与“参政”的两极振摆。

通观法国自18世纪以来的知识分子史，“在野”与“参政”二者间的振摆现象构成一个有周期可循的运动。在野，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政治权力的反对派，是现存秩序的批判者。参政，知识分子则积极推动自己信仰的价值观的实现，他们或者进入代议机构，以议会为舞台影响政治决策，或者直接进入内阁执掌行政权柄。法国18世纪的知识分子属于前者，19世纪的知识分子则属于后者。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面临的任务是摧毁旧秩序，他们的思想和言论在现存政权的维护者眼中是危险的。伏尔泰曾于1717年及1725年两次被关进巴士底监狱，遭人痛打、流放；狄德罗因《盲人书简》于1749年被监禁；拉梅特里被流放；爱尔维修被撤职污辱，其《精神论》一书被查禁；卢梭遭拘提被逼出逃，其《爱弥儿》一书也遭焚毁；《百科全书》于1752年由国王御前会议明令查禁。如果说，启蒙思想家们的呼号成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的前奏的话，那么19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则在著书立说的同时进入政界，亦诗人，亦政治家，亦学者，亦部长。19世纪法国文坛浪漫派魁首雨果在出版《巴黎圣母院》（1831）和众多诗集之后，于40年代初将精力转向政界，1848年以自由民主派政治主张进入议会，1852年路易·波拿巴上台后他虽被流放，但仍以其多产与杰出的作品影响着法国民众。在其创作生涯的后期，雨果虽再也没有进入政坛，但其诗人兼领袖的信念反而更加坚定，他所谓的“天才即大臣”，诗人的天职乃引导大众走向真理等思想便是证明。雨果晚年成为法兰西人民的名副其实的精神之父，他是此时期知识分子、诗人、政治家的典型代表。与他同时的诗人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大作家夏多布里昂（Fran?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历史学者托克维尔等，都曾经出任过外交部长。最具戏剧性的是集学者政治家于一身的基佐（F. Guizot）。他于1812年已成为索邦大学的近代史教授。1814年进入政界任内政部部长助理（仅次于部长），两年后调任司法部任同职。1820年后被免职，他回到大学，以十年完成《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历史巨制。30年代七月王朝建立，基佐旋即出任内政部长，后历任教育、外交部长一直到行政院主席（相当于总理）。从1830年至1848年的十八年间，基佐是其时法国政坛上的最重要的领袖人物。1848年革命他被逐下政坛后至1874年的二十几年中，他又完成了七卷本的《回忆录》，其史料和学术价值都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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