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在官在民似乎都主要是现存秩序的拥护者和奉行者。认同而不是叛逆，依附而不是独立，也许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的最本质的差别。同时，以法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无论是在官还是在民，都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在野，他们是现实秩序的批判音，是政府的反对派，甚至比他们入阁执政更充满着战斗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在野与参政的两极振摆都看作参与，只不过一极是人道、理性的参与，一极是政治和行动的参与。这同中国古代士大夫在仕途不达之时退居山林、江海余生的消极遁世哲学也大异其趣。

当然，我们在这里无法仔细对中国古代士大夫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作系统比较，因为他们不仅各自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而且也不是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上出现的社会群体。如果要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来同其相应的时代的社会群体对照，那就只有欧洲中世纪的僧侣和武士两个阶层可相比。二者都产生于自己的社会体系并服务于这个体系，并都不可避免地同自己的体系一同走向消亡。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不脱胎于僧侣或武士阶层，他们之间没有传承关系。西方近代知识阶层起源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社会分工的细密，近代城市的兴起孕育了近代的大学，也孕育了近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出现正如近代商业城市的勃起一样，一开始便是外在于西方中古封建体系的，即是说知识阶层在本质上是封建体系的摧毁力量。

中国古代社会体系的崩毁，是由于外来的冲击，到今天，中国经历了一百五十多年的艰苦多难的寻找近代化的历程之后，是否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呢？这确是一个颇值得我们玩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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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

祭奠亡灵与借古释今

——路易十六断头两百周年纪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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