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欧洲与中国目前都面临着同样的国际环境、同样的能源紧张、同样的生态危机、同样的全球化潮流。不同的是，欧洲不仅是世界近代化的策源地，也是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之一。从政治制度、社会发展及文化的自觉和文明的反省等层面上，欧洲仍然引领世界文明的大潮。如果说在隔绝的古代，欧洲曾经从中西汇通的过程中从中国获取了有益的精神养料的话，那么从欧洲这面镜子中，当代的中国能否领悟到更多一点的文化自觉呢？

莫兰这本书论述欧洲思想文化发展历程，不涉及思想文化赖以支撑的社会经济背景。笔者曾经根据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理论提出过欧洲文化是一种“武士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一种“儒士文化”的假设。“武士文化”的立意是欧洲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层均属“武士阶层”，中世纪武士之间的暴力竞争最终导致近代的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于是发展出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则相反。在皇权一统的天下结构中，国家垄断暴力早在秦统一六国时就已完成。长达两千多年的皇权一统下的中国社会，使儒生将欧洲武士与僧侣的社会治理与精神统治两大社会职能集于一身，为这一阶层“学而优则仕”的官场竞争开辟了和平空间。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提到，“中国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欧洲史常于‘斗争’中著精神”，大概也是这一道理。

相对于欧洲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中国“士大夫”的和平“竞争”避免了欧洲式的族群与族群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不间断的暴力冲突，但是否由于缺乏内在的思想动力，也窒息了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创造力？中国特有的文官制度使得知识与国家这两个不同的社会场域合而为一。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只有在一个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之下才是可能的。大一统铲除了武士竞争的土壤，从形式上保证了士大夫之间的知识竞争，但是这种以科举为形式的知识竞争并非思想的竞争，更非思想的批判。在欧洲，暴力的竞争并没有抑制思想的冲动，恰恰相反，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城市与城市间的竞争、教会与世俗权力的互动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能量，造就了欧洲思想史上的大开大合，使得思想的更新最终成为欧洲竞争文化中的不可或缺的基本一环。

同欧洲否定的文化传统相比，中国传统中明显缺乏批判与否定的声音。同欧洲不断地打破自身神话的自觉更新的努力相比，中国文化中持久飘荡的是“皇恩浩荡”、“博大精深”的颂歌。即使是在外族入侵、文化危亡的非常时期，士人弹唱的仍然是“用夏变夷”的虚骄之音：“中族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入中国则中国之。”诚然，此音之中并非不存在某种积极的文化开放心态，但缺乏的恰恰是欧洲的那种文化自觉和自省。中国文化只有到了近代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之后才朦胧醒悟，惊呼“千古之奇变”。

对于笔者来说，莫兰教授的这本《反思欧洲》向我们呈现的是欧洲文化生生不息的自我认识历程，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欧洲的这种无所不至、无时不在的彻底的文化自我批判精神。莫兰以“旋涡”、“熔炉”、“探险”、“新的觉醒”、“启蒙启蒙者”等意象告诉我们，这种批判精神既非同欧洲与生俱来，也非一旦拥有就可一劳永逸，而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传统武功，必须学而时习之；如西西弗斯滚石，永不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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