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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嘉庆皇帝对瑚图礼的两道奏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嘉庆皇帝接到第二道奏折后，为吉庆自杀的惨烈程度感到吃惊。在瑚图礼的第二道奏折上朱批“大奇之事”。嘉庆看到瑚图礼前后两道奏折有重大差别，又联想到吉庆之前曾上奏说“恐瑚图礼作践，唯愿病不能痊”的话，他怀疑瑚图礼与吉庆的死有重大关系，下令钦差大臣那彦成迅速赶到广州调查。那彦成原本是调查吉庆的罪行的，现在却开始调查吉庆的死因。

估计当时很多人都把调查真相的希望寄托在了钦差大臣那彦成的身上。那么，那彦成能发挥钦差大臣的作用吗？

钦差大臣就是皇帝为了调查特定事务，派往地方的办事官员。钦差大臣在理论上最大的优势是突破现有体制束缚，能够做到专事专办、特事特办。在古代，皇帝一般派钦差去查办大案、要案，比如封疆大吏的贪污腐败、地方疑难大案等，或者处理突发事件，比如镇压地方骚乱与反叛、重大工程建设、抢险赈灾，等等。不论哪种情况，都是最高统治者对现有机制和人员失去了信任，所以才要加派钦差大臣处理。

钦差大臣发挥功效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对钦差的派遣要保密。比如，派往甲地的钦差往往对外宣布派往乙地，具体事由常常语焉不详，防止相关人员揣测圣意，预作准备。二是钦差大臣要突破既有束缚，办案时做到独立、公平、公正，等等。

但是，理论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外一回事。钦差大臣是官僚系统中的一分子，不可能摆脱盘根错节的官僚系统和人际关系网络，不可能置现有的游戏规则于不顾。他们和办案对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真正做到独立办事、公平办差。

在清朝，往往钦差大臣还没有出北京城，被调查的地方和对象就知道了消息，开始做准备。往往是，各省地方官员在北京有眼线，州县官员在省城有眼线。有钱的安排随从亲信在省城常驻，打探消息，叫作“坐省家人”，没钱的就收买各衙门的书吏和消息灵通的人做内线。有一些地方的衙门，信息搜集工作做得特别好，常常是钦差大臣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人把银子送到他家了。总之，每个省份都发展出了一套应付钦差大臣的办法。

那彦成到了广州后，迅速成了瑚图礼笼络的对象。一方面，那彦成难以摆脱官僚系统和人情网络的影响。那彦成这个人，和瑚图礼一样也是满洲正白旗人，家庭背景显赫，是乾隆时期著名大学士阿桂的孙子，又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进士，在仕途上的发展非常顺利，甚至比瑚图礼都要快。他不断得到破格提拔，考中进士十年就进入了军机处，兼任尚书、都统、内务府大臣等重要职务。他前往广州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岁，可以说前途远大。面对瑚图礼的笼络、恭维和诱惑，那彦成心里肯定有过思想斗争。吉庆已死，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为一个死人主持正义，肯定不如和一个活人联合，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另一方面，那彦成此时刚好处于仕途发展的低谷期。之前，他因为在陕西等地镇压白莲教起义不力，受到嘉庆皇帝的斥责，被赶出了军机处。那彦成肯定想重返军机处。而返回军机处，必须重新赢得嘉庆皇帝的信任。为此，那彦成必须揣摩嘉庆皇帝的心思，照着嘉庆的心思去办差。很显然，吉庆已经失去了嘉庆的好感，即使他是冤枉的，那彦成也犯不着为了洗刷吉庆的冤情而忤逆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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