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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小半年，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十二月，突然有人在霍邱县衙门击鼓鸣冤，他自称是范寿子。根据此人的供述，他平时好赌，因为欠下了赌债，所以正月期间逃到邻近的河南躲债。几天前，他偶遇了家乡人，听说自己竟然引发了一起“命案”，官府正在悬赏寻找自己，于是赶紧赶回来投案。经过当事人和证人的辨认，此人正是范寿子。既然“被害人”平安归来，那么所谓的杀人灭迹案也就烟消云散了，所谓的失踪案更是不了了之了。

霍邱失踪案并不是一个大案子，却是一起很典型的案子。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清朝的冤案是如何产生的。此案呈现了导致冤案的许多共性因素，比如：有罪推定、刑讯逼供、过分依赖口供，等等。官府一旦逮捕嫌疑人，就假定他是有罪的，之后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如何证明他有罪展开的。由于技术、思想观念的原因，官民都认为口供是最有力的证据。因此，清朝所谓的审讯，可以简化为使用一切手段套取嫌疑人的认罪口供。而官府最喜欢用也最管用的手段就是严刑逼供。重刑之下，什么样的口供没有呢？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得冤案的发生具有必然性。

这一整套冤案制造程序，充满人治色彩。负责案件审理官员的个人因素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官员的道德品行、情绪喜好、个人偏见甚至是某个时间的想法，都推动着案件的发展。如果遇到好大喜功、残暴粗鲁或者昏庸无能的审案官员，冤案产生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同样，如果遇到的是一位认真负责、稳重细致、品格高尚的审案官员，案件公平公正审理的可能性就很大，冤案平反的可能性也很大。

霍邱失踪案最终能真相大白，无辜者得以保全性命，复审的凤阳通判高廷瑶发挥了关键作用。高廷瑶在《宦游纪略》中写道，他刚接触到此案的案卷时，就“因株连五命，哀矜之心不觉见于颜色”。这里的“哀矜之心”是中国古代司法提倡的一大精神。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创立者和执行过程中的最高层，其实是很清楚整套制度中的人治色彩的。他们清楚，负责案件审理官员的道德品行的高低，几乎决定了案件能否公平公正地审理。所以，古代司法提倡官员要有“哀矜之心”，要“慎刑”。

哀矜之心，简单地说，就是同情心，要可怜涉案的人犯。官员要事先想到，这些人犯可能是无辜的，他们很害怕，很悲伤，可能还要遭受侮辱、拷打等刑罚；即便这些人犯是真凶，官员们也要同情他们，可怜他们背弃了圣贤教诲，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可怜他们再也过不上正常的生活，甚至可能身首异处了。哀矜之心，可以很大程度上冲抵有罪推定、刑讯逼供等因素的消极作用。

慎刑，是司法提倡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官员只要动动嘴皮子，就可以给人犯上刑打板子。他们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某个环节的证词，或者只是想简单地杀杀人犯的威风。但是，人犯可能因此卧床养病几个月甚至半年，而且非常可能落下终身疾病。官员一时的口头痛快，换来的却是人犯终身的痛苦。更为严重的是，严刑拷打出来的口供是最不可信的。所以，司法提倡适度的刑罚，反对严刑重罚。

高廷瑶就认为“刑不可滥施，事不宜旁贷”，司法审判是一件非常严肃、慎重的事情。对于像“霍邱失踪案”这样“无尸可验之案”，更应该慎上加慎。高廷瑶的高度自觉和相对较高的道德水准，冲抵了清朝司法程序中人治的负面因素，最终，案件有了公正的结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过去的司法高度道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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