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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各地局势动荡。官府抓获的起义军、土匪、强盗人数很多，如果继续按照原来的司法程序来办，效率太慢，而且官府忙于镇压起义，也没有人力和物力，更耗不起时间去走流程。所以，地方官府纷纷呼吁朝廷下放死刑判决权。结果，朝廷在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以圣旨的形式明发天下，赋予地方官府“就地正法”的大权。

皇帝的圣旨是这么说的：“现在局势不同往常了，匪徒强盗纠伙抢劫，滋扰地方，如果不严办，怎么能保证社会安定？所以，各省总督、巡抚，要随时查访，用力缉拿匪徒。如果遇到匪徒聚集成群，肆行抢劫的情况，地方官逮捕审讯清楚罪行后，即行就地正法，格杀勿论。”这样，皇帝就把生杀予夺的大权，下放给了各省总督、巡抚。但是，咸丰皇帝也说了：“至寻常盗案，仍着照例讯办，毋枉毋纵。”意思是说，一般的案件，还是要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办。皇帝担心地方官员借“就地正法”的名义，无限扩张自己的司法权。

应该说，就地正法的做法，效率高，威慑力强，对各地镇压起义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咸丰皇帝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各地总督和巡抚，果然纷纷以“匪徒骚乱”为借口，肆意杀戮，扩张司法权。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各地继续援引咸丰三年的圣旨，把一些犯人就地正法。一项权力一旦出让了，就很难收回。所以，朝廷虽然很头疼司法大权旁落，但对各地督抚们的专权根本管不了。

当时的两江总督沈葆桢，就是一个强势的地方大员。他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女婿，福建籍官僚的领袖，同时是湘军系统的重要人物，他本人又非常能干，所以作风强势。《清史稿》说沈葆桢担任两江总督才三个月，就杀戮了近百人，这些人都是被沈葆桢借口两江地区局势不稳定，匪徒滋事杀掉的。

沈葆桢拿到江宁三牌楼案的卷宗的时候，也许是出于对得力干将洪汝奎的信任，他并没有对案件本身产生疑问。但是，案卷中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沈葆桢的高度注意。嫌疑人曲学如的物品中有一枚五角铜钱。五角铜钱有什么问题吗？

晚清时期，东南地区的秘密会党往往私铸铜钱，作为凭信。而两江地区是太平天国起义的核心地区，双方征战多年。战后，地方上不安宁，秘密会党风起云涌。历任两江总督，都把安定地方局势、惩办秘密会党当作重点工作来抓。曲学如的这枚五角铜钱，正好触动了沈葆桢的敏感神经。他不但拒绝了洪汝奎的建议，没有派人复审三牌楼案，也没有认可此案是“图财害命”案，而是武断地判定是会党土匪在自相残杀。最后，沈葆桢援引就地正法的先例，下令将绍宗、曲学如就地正法，张克友割去耳朵，驱逐出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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