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革命观念已经成为思潮，开始深入人心，国内陆续爆发了几次起义，清政府开始重视应对革命问题。就在陈范与爱国学社的作者联络的同时，清朝政府内部已经有人盯上了爱国学社。

这个人叫吕海寰，他从北京来到上海，和洋人谈判条约。吕海寰到上海后，也到张园逛了逛。他看了爱国学社举办的政治集会，当他看到一个个人轮番跳到台子上去，慷慨激昂地痛骂当朝官员，号召推翻政府，下面还有人鼓掌时，他吓坏了，他觉得，这还了得！这分明是在鼓动造反啊！

吕海寰看不下去了，决定出面镇压。他直接找江苏巡抚恩寿。1903年6月1日，吕海寰给江苏巡抚恩寿写了一封公函，公函说：“上海租界有所谓的热心少年，聚集在张园里举办政治活动，名义上是讨论时政新闻，实际上是要造反作乱，请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吕海寰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要抓人，要镇压。

吕海寰之所以这么做，和他所处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吕海寰一直待在清朝统治的中心，政治风气保守、社会环境僵化的北京，突然来到社会开化、环境自由的上海，肯定适应不了，看问题很容易上纲上线。从他发出的公函中，我们能看出，吕海寰的身体在近代，脑袋却停留在古代。

还有一种说法，说吕海寰之所以要求抓人，和《苏报》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苏报》刊登文章，影射吕海寰是通过偷取科举考试的题目才考中的功名，吕海寰很生气。《苏报》案发后，外国的外交官们就认为吕海寰是被《苏报》戳中了痛处，所以找机会报复。

我们已经查不到江苏巡抚恩寿是怎么答复的了。从之后事情的发展来推断，江苏巡抚衙门收到吕海寰的公函后，极有可能拖着没办。江苏地方官员长期在风气领全国之先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看见的自由、开化的事情多了去了，已经慢慢变得比较宽容了。他们可能觉得，不就是几个年轻人在骂政府嘛！就让他们骂去吧，只要他们不杀人越货，不聚众造反，和我们有什么直接关系？社会变化这么快，要处理的事情那么多，如果连骂人的小事都要管，哪里管得过来？说不定，恩寿在心底里还觉得吕海寰这个人少见多怪，多管闲事呢！

事情最开始的时候，江苏地方官府其实对发生在上海租界的激进言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想管。但是，吕海寰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了清政府内部比较保守和守旧的那一派官员。张园政治集会越来越多，爱国学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知道这些事的保守派官员越来越多，要求查办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当时在清政府内部，保守派的官员还占据多数，他们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些压力都施加到了江苏本地官员身上。当地官员有点扛不住了，不得不“积极”起来。

6月20日，两江总督魏光焘在巨大压力下，报告朝廷，上海《苏报》和爱国学社存在激进言论，申请查禁。第二天，朝廷就给沿海沿江的总督、巡抚发电报，说爱国学社及相关的革命分子“猖獗悖谬，形同叛逆”，“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清政府决定对言论激进派动手了！一张大网开始向上海租界笼罩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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