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连夜奔往火车站，买了去南昌的车票就上路了。灵堂设在彭先生的临时居住地，从各地赶来的学生把屋子挤得满满的。爸爸穿上了白衣服，戴上了白帽子，腰上扎着一根粗粗的草绳编结的带子。他跪在彭先生的灵前，整整为他守了七天七夜。他始终没有和任何人说一句话，他还是哭不出来。当人们将彭先生的棺材抬出去的时候，爸爸想站起来对棺材鞠最后一躬的时候，他刚低下头，整个人就冲着棺材，直直地倒下去了。

爸爸临终前，在“文革”中的隔离室里写的“交代”上面，还提到了彭先生。他写道：“我对他所怀的感情，即使长眠地下，也永远铭记不忘。因为他使我懂知识，求进步，追求做一个真正的人。”为了最后一句，他被造反派打了一顿。他还有什么权利说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明明白白是一个“彻底的反革命分子”。

送葬结束的时候，师娘在女儿的搀扶下站了起来。她拉着爸爸的手，想说什么，还没有开口……爸爸终于哭了出来：“师娘，你们家没有儿子，今后，任何时候都把我当作你们自己家的儿子使唤吧。我们本该是一家人，我会用我所有的一切，甚至我的生命来报答你们的。”

这个时候，爸爸是在用他的心在说话，但是他还没有意识到，将来有一天，他将要担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和风险来实现他的诺言。

还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也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日子，作为书记处书记的王明提出了“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措施。这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一条极端的“左”倾路线开始了，是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惨痛的教训。可是，它竟然维持了有三年之久。

爸爸就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作为知识分子充实工农武装，支援农村革命被派到湘鄂西地区。我一直以为爸爸是派到那里去的党代表。但是妈妈说，不，他去那里不是去做什么党代表的。那时候要求知识分子参军，支援农村武装。于是爸爸就去了。上海的党组织安排他去贺龙管辖的洪湖地区，在一个杂志社担任编辑，后来他才升为科长。主力部队要撤退时，贺龙和关向应委任爸爸为省委特派员。

爸爸的这段历史，在他的自传上一直被他淡化了，他不愿意向任何人谈起。妈妈也在回避爸爸这个时期的经历。一直到这一次，在整理父亲的材料的时候，我才准确地知道，爸爸曾经和贺龙军长接触过。

我说：“妈妈，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得具体一点？”

“我真的不清楚。只知道他们上面有一个叫夏曦的，夏天的夏，曦是晨光曦雨的曦。要合并你爸爸所在的那个团。夏曦这个人‘左’得不得了。他们一接手，就会杀人的。你父亲当然不同意合并。”

“那是哪一年？”

“一九三二年吧。我也是看了你父亲的自传才知道的。后来就是杀人，一有不同意见，就杀。你父亲看不下去，和领导关系不好。这时候，他就从湘鄂西地区逃出来了。”

“后来呢？”

“后来，你知道的嘛。逃回上海，他向中央汇报以后，你父亲就脱离共产党了。”

“脱离就脱离了嘛，这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能说呢？这是事实，是历史。”

“说不出口，因为你父亲没有斗争的勇气。”

“爸爸到底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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