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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到午夜，才攀到半山腰。这里，雪下得更大，风刮得更猛，空气也更稀薄了。我俩衣服单薄，肚里无食，在寒风中浑身发抖，上下牙齿不住地乱敲。花娃一个磕绊跌倒在地上，把我也拽得倒了下去。牵我们的人只顾催，我们就在地上拼命地爬，还没有爬上几步，就感到供气不足，张着嘴大口大口喘气，半步也爬不动了。花娃碰我的胳臂，哽咽着，有气无力地说：“谭娃儿……看样子，这革命算是到头了，……野三关，我是过不去了。……干脆……死在这里算了……。”看着他满脸的泪水，想起我们几十天遭的这些罪，我的鼻子一酸，眼泪禁不住滚了满脸，只觉得手脚像棉花一样发软，瘫在地上，一下子也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特务班长拉不动我们，便跑去找政务科长，说两个娃娃耍赖皮，不走了。政务科长是“肃反委员”，在处理“改组派”方面，他的权力很大，批个条子就可以杀人。他说：“不走？不走就杀嘛！”这话，我们俩都听得清清楚楚。有人小声说：“可是没有刀……”因为我们是大部队的后卫，特务连唯一的一把刀，被一个战士带到前边执行任务去了。打枪吧，又怕暴露目标，被敌人听到。于是，他们又来逼我们走路。我们还是走不动。只听见政务科长发狠说：“那就拣块石头砸！”他们在雪地上摸了好大一阵，才摸到一块拳头大的石头。花娃离他们近些，他们先用布把花娃的嘴堵住，接着，把他的头按在地上，就朝他的太阳穴猛砸起来。听到花娃那闷声闷气的惨叫，看着他那扭动的身子在雪地上痛苦地打滚，我咬紧嘴唇，屏住气，死死地闭紧了眼睛。他那两脚踢蹬起来的积雪，蹦得我满身、满脸。由于他的挣扎，拴在我俩中间的绳子一下下扯动着，好像扯住我的心往外揪，一下一下，……突然，一切都停止了。夜那么静，我像傻了一样，木呆呆地等待着，想着那即将开始的场面：我被按倒在地上，像花娃一样喊叫，踢蹬，挣扎……

我正在呆呆地愣着，猛然间，听到一声吆喝：“走！”大概是弄死花娃费了他们太大的劲，无力再来处理我了，就把花娃的行装取下来，压在我的脖子上，解开跟我相连的那条绳子，逼我起来走路。我看了一眼僵卧着的花娃，霎时间，肚子不饿了，身子不冷了，脚也不痛了，肩上的行装也不重了，猛地从地上跳起来，大步朝前冲去。只觉得，花娃在雪地上挣扎的身影还在我眼前闪动，花娃那撕心裂肺的呼喊声还在我耳边震响。我的眼泪、鼻涕、汗水一起淌着，交融着，流进嘴角，挂满下巴，滴到雪上。我擦也不擦一下，像疯子一样，赤着脚，不管是石头，还是树楂，只是一股劲地踩上去，再踩上去。天不亮时，总算翻过了野三关。

我正在低头走路，心里还在惦记着死了的花娃，突然，路旁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先是长长地“咦”了一声，接着就一字一板地问道：

“这不是谭娃儿吗？”

好熟悉的声音！我不禁心头一震，难道是贺龙军长？相隔几年，又只见过一面，他还认识我？我不敢相信，但我还是存着侥幸的心理，扭过头，朝说话的方向望去。呵！浓黑的一字胡，方脸，魁梧的身材，正是他！

原来，通过野三关之后，部队就进入了鹤峰地界，是红军多年活动的地方。一到这里，处境就比较安全了。因此贺龙军长和关向应政委才有可能腾出身来，站在路边，察看一下后卫政治机关的情况。

看到贺龙军长，我好像受欺负的孩子见到了父母，“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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