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的两个姐姐都是在香山英国人办的笃志学校读书。姐姐每一次回来就向我们描述，生活是多么可怕。成天穿着黑乎乎的裙子，一直到脖子这里都被扣子勒得死死的。管她们的人，就像狄更斯小说里描写的嬷嬷那样，一双眼睛从来没有对她们笑过。晚上睡觉她们都得脱得光光的，再套一个袍子那样的衣服，完全是英国教会式的教育。

“有时，我母亲一回头，发现姐姐出现在家门口，生气极了。说是：‘啊哟，见鬼了。你怎么又逃学回来了。’姐姐就说：‘我不要在那里住，我害怕。就是弟弟在家打我，我也愿意回家住。’你看，我小时候有多淘气，常常打姐姐。我现在都七十多的人了，姐姐都八十了，还会说到这些事情。

“童年真的快乐得很。可是到大革命以后，国民党派来了罗家伦，头一个在大学实行军事管理的就是他。像我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能接受这一套？他们在美国接受的是民主教育。我父亲辞职带着我们全家离开了清华园。

“爸爸去东北教书，我们一家就住到北京城里。进城以后，生活就不一样了。我看不见那些诗意化的生活了。我开始接触一些我从来不知道的现实。当时家里还有钱，我们住在很漂亮的赵元任搬走以后的西观音甲72号的一栋洋房里。可是，就在我们家对面，就有一家受日本人奴化的朝鲜人开的白面馆。我们都管它叫‘高丽棒子’，去的都是一些很穷的人，特别多的就是拉人力车的，还有那些干苦力活的。用那种长长的烟枪在那里抽白面。

“到了冬天，北京很冷啊，我看见他们焦黄的脸被风吹得都是皱纹，他们裹着袄子，低着头就往烟馆里跑。有时候，早上去上学，就看见有人冻死在烟馆的门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有些朝鲜人也很坏，他们给日本人欺负，可是又来欺负我们中国人。正赶上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件，国民党政府把东北三省让给了日本人。那时候有多少人从东北逃亡到北京啊。

“我记得，我还在上小学，九月十九日那天，我去上学，老师和同学都低着头，像是有一个很大的丧事，我们默默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老师告诉我们，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灾难，成千成万的东北人被日本人打死了。同学中间有人开始哭泣，老师让大家自愿地走到她的讲桌前来拿黑纱。我们都走上去了。大家把黑纱绑在自己的手臂上，为死难的中国人哀悼。回到家里，我母亲看见我就哭了，她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你父亲在东北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你戴个黑纱，给政府看见了，以为是大人教的。这不是给你父亲找麻烦吗？’我摘下黑纱，母亲又哭了，她说：‘我们中国人被日本人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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