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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王芸生。”

妈妈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停顿了一会儿，才激动地说：“久仰大名啊！”

真的，在那个年代，不仅人人皆知《大公报》，更是人人皆知这个总编辑的影响。隔日，妈妈文章一字没改地刊登在《大公报》头版，以大号铅字发排。当妈妈兴冲冲地拿着钱走出报社的时候，紧紧地握住这二十元。这真是一笔巨款啊。（当时，四块钱就能买一百五十斤大米）。这是妈妈第一次用自己的笔挣来的“巨款”，不光是这些，妈妈是在日本人的包围圈中杀了出来，这稿费对于她就意味着更多的东西。

文章的发表，最初仅仅是为了谋生，却竟然成了妈妈生命中的一个转折，没有想到，她的后半生，一直从事记者的事业。

一九三八年汉口沦陷，妈妈乘小船逃离到九江。妈妈还在寻找关系，可是这个时候，抗日的组织开始转入地下，没有人知道怎么和延安取得联系，地方上的办事处让妈妈参加国民党。妈妈坚定地说：“不，我是要去延安的。”

妈妈依然徘徊在街头，走投无路。她决定给王芸生先生写信，希望他接受妈妈参加《大公报》的工作。信发出去以后，妈妈天天在那里等待。越等越没有好消息，不是这里失守，就是那里失守。一个月后，还是没有王芸生先生的消息。妈妈依然在想办法与延安方面取得联系，当她打听到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便赶紧跑去。到了那里才发现机构已经撤离。站在旧址面前，她还敢跟自己说：“绝不困死在九江。”

正在四面楚歌的时刻，王芸生先生从重庆寄来一封短信。信上说：“你的信是从汉口转来的。因为汉口失守，报社已经迁移重庆。你假如有志于新闻事业，到重庆来找我。王芸生。”

妈妈激动得在那里发抖，她想象着她未来的事业和工作，她要写很多关于抗日的文章，她要用她的笔唤起中国人的抗日精神，她还要用这支笔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于是，她卷起自己随身仅有的一床薄被子，一本《高尔基论文学》和巴尔扎克英文版的《高老头》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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