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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囚车上,他们就开始鞭打母亲。到了常州西门外文庙的日本人监狱,因为没有女犯人,他们把妈妈扔在过道的尽头,她就独自一人躺在湿腻腻的泥土上。夜晚,有人唱起了新四军军歌,很快整个监狱都响应了,雄伟的歌声充斥着这个监狱。天啊,这是在日本人的监狱……母亲感到绝望,她想她一定是神经发生错乱了,开始出现幻觉、幻听。她开始用手掐自己的身体,看看还有没有感觉,当她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居然有人喊出妈妈的真名。黑暗,没有比这个更黑暗了,母亲彻底走入了深渊,怎么也挣扎不出来。她连哭泣的力量都丧失了。
“你是《前锋报》的总编,你采访过我们。”
她从眼角的下方看去,终于认出说话的是新四军×团的党支部书记。母亲开始往他的铁栏杆前移动。他说:“你千万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我们跟你不一样,我们是在战斗中集体被捕的,身份是公开的,所以我们敢在这里唱我们的军歌。”
她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我,我什么都没有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谁都不会想到,“原则”是不公开的,隐瞒着什么,或者是必须隐瞒什么。而这分隐瞒不仅在监狱,在过去,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这些“原则”。每当她回忆起这个细节,她都会情不自禁地自语起来:“恐怖,真是恐怖啊!”如果没有遇到这个支部书记,如果她还有一份英雄主义,如果她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而骄傲,如果她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这,这就构成了“叛徒”!母亲经常窒息在自己的后怕之中。
她一点一点蜷缩在墙根下,似乎这里可以寻找到一种安全。可是,日本人的面孔在向她聚拢,那一个个眼睛像死亡的黑洞,将她往深处拽。突然,有人开始伸手在她身上摸来摸去,一次又一次,她被扔回自己的噩梦中去。所有的铁栅栏把她的恐惧紧紧封锁在那里,她哆嗦地往墙根上移,但是,无济于事。更多的鬼子向妈妈动手了。妈妈最后一次绝望地呼喊:“放开我,救命啊!放开,放开我!”这绝望的呼声把她的形象撕裂得支离破碎。在漆黑的深夜,在日本人的监狱,那份绝望把整个监狱感染了。所有的男犯人都起来了,隔着监狱的铁栅栏,他们集体嘶喊道:“不许日本人调戏妇女!”“不许日本人欺负中国人!”“日本人滚出中国!”“滚出去,滚出去!滚出中国去!”这是最后的燃烧,这片燃烧也不能将她对日本人的仇恨烧尽,仇恨是渗透在血液中的。日本人终于害怕了,他们扔下母亲,在疯狂的呼喊中退出了监狱。
审讯开始了,妈妈被打得遍体鳞伤,不久她开始吐血,更不能控制的是,她的月经全部混乱了。鲜血从全身上下往外溢,日本人连一片纸都不给她。她只有在上厕所的时候,拽下自己旗袍扣子上挂着的小手绢,在那里不停地擦啊擦的。可是,即使这样,鲜血还是不停地往外涌。她重新倒在一汪发黑的鲜血中。在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的墙角边,她昏迷在那里。当她苏醒过来的时候,看见一双穿着日本军人大头鞋的脚站立在被血染黑的泥地上。她困难地抬起头来,当她明白这是司令官川岛在那里巡视监狱时,她将手指插进泥土中,努力让自己站立起来。她说,她就要死了,但是她要在临死之前,站着跟他说话。妈妈说:“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仇恨他们。”
当时她刚从学校里出来,英文非常好,她用英文说道:“我是中国人,抗日是我的责任。我不能看着自己的国家任你们糟蹋。你怎么能允许你的士兵调戏我?我抗日无罪,你必须释放我!”这里没有任何辉煌的景象,这是一个无助的女人,呼吸着让人恶心的血腥空气时,站在自己的死亡线上做临终的留言。我被妈妈说的话吓住了,她不怕杀头吗?那个司令官居然没有说话就掉头走了。母亲鄙视地说,“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懂英文。”一个星期之后,日本鬼子将生命垂危的母亲,转移到了常州的地方监狱。
清晨在一年之中是在同一个感觉中降临的,总是非常短暂。这是妈妈唯一企盼的时刻,她可以和女犯人一起在小院子里放风,绕着院墙走上一圈两圈……有时,甚至是三圈,即使是下雨天,她也愿意一个人独自在院子里走几圈。她听见雨水落下来的声音,就会想起母亲让孩子们去拿瓶瓶罐罐,到院子里积水的情景……想到这些,她并没有什么很深的惆怅,也没有亲切的欢乐。她只是在雨中慢慢地行走,溅起的水珠让她回到自己的遐想空间。
一天,她在雨中被看守叫住了,说是有一位老先生来看望她。母亲很是疑惑,她在常州城里什么人都不认识啊。老先生自称是“冯三大”,他交给妈妈一张小纸条,妈妈还没有看完纸条,眼泪已经涌出眼眶。这是新四军党支部派人来搭救妈妈了。她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结果是大哭起来,抽泣地说:“我没有出卖同志和组织,我也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老先生点了点头,看着还像孩子似的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问她:“你要点什么东西?”“要一点药和书。”第二天,老先生给她带来了药和一本《<a href=https:///tuijian/honglou/ target=_blank>红楼</a>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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