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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习惯把老一代叫“土八路”，可是驻扎在松江小县城的军队里，响起的不是腰鼓声，那些穿着军装的“土包子”们拉着小提琴，演奏着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今天对于我来说，这更像是一个天方夜谭，那么遥远的神话故事，让我的想象力消失殆尽。可是我又实实在在从二○○四年第十一期《大江南北》的杂志上看见了这些回忆。很想找作者再好好问他一些关于爸爸在二十四军的故事。只是，这似乎像在湿漉漉的柴火上烧东西，想到的总是那些满目疮痍，有着历史战争创伤的痕迹，我想象不出他们还能有哪些着实快乐过的具体的情景。

吕韧敏先生的文章说：

“我们打过长江，打到南京，打到上海，打出了八面威风，腰鼓也被打得‘伤痕累累’，实在需要‘更新换代’了。老团长沈刻丁为买腰鼓造了预算。写报告，报彭副政委审批。买腰鼓花不了几个钱，谁都以为不会有问题。”

没有想到的是，爸爸跟他们说：“你们的腰鼓从老区打到新区，从农村打到城市，作为一种民族民间的群众性艺术，当然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但是作为舞台艺术，你们现在就应该看到它的历史使命已经不会很长了，不必再买新的……”

用现在的人话说，叫“大跌眼镜”。我真的不知道，父亲是这么在做军人的。结果他重新做了预算，经皮定均军长批准，花了巨资买了装备完整的交响乐队所需要的全部乐器，其中还包括手风琴和钢琴。后来，在“三反”运动中，总后勤部派了一个处长带队的工作组，下来核查各军部得到的一笔数额不小的款项的去处，结果发现各军部大多将钱用于干部们的“福利”，只有二十四军用这笔钱给军部和师部文工团买了乐器，还给全军的连队装备了二胡、笛子、锣鼓等文娱活动的器材和篮球。

用吕先生的话说：“彭副政委不仅仅是关心我们乐队‘硬件’的建设，更关心‘软件’的配备。他千方百计为我们请老师。留美博士、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首席指挥赵志华先生就是他为我们乐队特请的老师。他每月一次坐火车从上海到松江来军部给大家上课。”

后来，当吕先生和赵老师在上海重逢的时候，赵老师只提及弟子，对请他为大家指教的彭柏山始终只字未提。那是一九五九年的日子，父亲的名字必然是一种灾难的暗示。

一九五二年，老四小梅出生，全家合影。那时候，大家都充满了一种幸福感，母亲还戴着上海俄专的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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