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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过去，“当当”车的轨道也拆掉了，但是，45路车站依然停留在老地方。

一九五五年春天，市委成立了“反胡风运动”的领导小组，组长是上海市委书记处副书记陈丕显，王一平叔叔是小组成员之一，他当时任职为上海的组织部部长，由他负责父亲的专案。王一平叔叔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天了，石西民从北京回来，当夜他们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因为毛泽东亲自在北京接见了石西民，并且问他，上海的反胡风运动进行得怎么样了。石西民如实汇报了上海的情况，还说：“一切都正在进行调查之中……”毛泽东非常不高兴，说上海太斯文了，“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于是会上就为是否逮捕父亲的问题发生了争论，王一平叔叔坚持说，在审查爸爸的过程中，没有发现他和胡风有任何反革命行为。他强调指出：“不能仅凭报纸上的一点材料，就贸然采取行动。彭柏山在三十年代，他和胡风是一起在鲁迅领导之下工作的。抗战中期，和胡风中断了九年的来往，甚至没有任何书信传递。一直到解放以后，才来往比较密切。但是在这个阶段他和胡风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是有分歧的，并且对一些文艺观点也是有争议的。这显然都是属于正常的讨论范围。”

王一平叔叔还是坚持认为，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爸爸和胡风有什么反革命或其他非法组织的活动。会议开到深夜，多数人居于两可之间，只有王一平部长坚决不同意逮捕父亲。陈丕显说，为了防止父亲自杀，最后还是决定逮捕父亲。

（王一平叔叔同时指正我在本书第一版上说的，“在市委常委会上，组织部长王一平、统战部长陈同生、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三个部长举手反对逮捕父亲。”他说，那时候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民主形式。我说：“我是听妈妈告诉我的。”王一平叔叔说：“是的，那时很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了。但是他知道，那时候陈同生和陈其五确实在下面向领导表示了他们的反对意见，结果当然是遭到了批评。”）

领导上认为王一平部长是“右倾”。但是，王一平部长说：“是不是右倾，我说不清，以后再看吧。但是限时限刻要我把彭柏山搞成什么分子，我没有办法。初步审查的情况，我已起草了一份报告稿，连同有关材料都在这里。请市委另请人去搞吧。”说完，他就将材料推至会议桌子中间。这以后，市委就不再让王一平接手处理父亲的案子，他也被调离了组织部。案子由组织部副部长接管。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安局的警察到了监狱，出示了逮捕证，要爸爸在上面签字。

父亲拒绝在逮捕证上签字，他说：“我不是反革命。一九四三年春天陈毅军长上延安开会，华中分局饶漱石临时接管工作，他命令我和黄逸峰率领部队向泰州国民党李长江部队做假投降，待机起义。我和黄逸峰认真研究以后，坚决反对。我们的这支队伍是非常坚强的，宁可战死沙场。这以后的三年游击战，我们的部队在敌、伪、顽三面夹击中坚持战斗，我们都坚持下来了。保存了部队，保存了根据地。我是反革命，为什么不乘机带着部队投降呢？你们可以请示粟裕司令，只要他批准枪毙我，立即执行，死而无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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