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慢慢地跟他聊家常，关心关心他的个人生活，有时也顺便把他的脏衣服洗了。那时候，他从乡下出来有两年多了，情绪很不好，一直找不到对象，也没有人可以商量。乡下老家总是来信催他快把婚事定了，因为他也不小了。在乡下，他这个年纪的男人都已经抱儿子了。可是乡下姑娘，他是再也看不上了；老保姆很关心他，为他介绍了好几个女孩子。可城里人，唉，人家眼界也高……一直到最后，老保姆带来了邻居家的小保姆，那个女孩子梳着一根好长好长的大辫子，一直拖到腰上。小警察一看见她，脸就红了，小保姆也腼腆得说不出话。老阿姨高兴地跟我们说：“成了，成了。这一次是一定成了。”大家在那份紧张和无聊之中，开始真心地为小警察高兴，毕竟是一件好事，给我们家那么黯淡的生活带来了色彩。老保姆也觉得自己成人之美，做了件积德的好事情。

小警察开始急着结婚，他不要在我们家再住下去了，连约会的地方都没有。女孩子来的时候，还要老保姆出面，把我们这些孩子从厨房里赶出去，给他俩腾个地方。厨房的门“砰”地在我们身后合上了。我们挤成一团，在走廊里和老保姆一起笑啊，笑得快乐极了。

小警察突然发现，他原来是天天在加班加点地工作。于是，他变得焦虑不安，实在是烦透烦透。他给领导打报告说，至今也没有发现朱微明的反革命言行。他请求组织上另外来人接替他的工作。那个年代，和“文革”还不一样。人，似乎还有点良心，还敢于说一些真话。反正就这样，小警察在我们家住了一年多，最后带着一份感激离开了。这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警察搬进来住了。

父亲释放归来

其实小警察走了没有多久，父亲也出狱了。那是一九五六年底，我都快五岁了。记忆变得清晰起来，理解依然是简单的。妈妈说，我当时一点都不懂事，老在外面跟别的孩子吵架，野得像个男孩子，到最后，孩子们之间的一点点争吵，都会被人家告到市委去，说她没有把孩子教育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家里人都变得快乐起来，毕竟父亲回来了，总觉得事情会往好里面走。真是一个很奇怪的感觉，为什么会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呢？谁也没有给过我们什么暗示。记得那是一九五六年十月上旬，上海市委副书记陈丕显突然通知妈妈，要找她谈话。妈妈已经预感到要给爸爸做结论了，心里充满着希望，又充满着恐慌。于是在见陈丕显之前，妈妈又去找黄逸峰伯伯商量。

黄逸峰伯伯看着妈妈，冷静地说：“这次陈丕显找你谈话，看来是要给柏山的问题定性了。”

“你看会是什么结果？”

“我看会开除他党籍……”

黄逸峰伯伯没有把话说完，妈妈就“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怎么可以开除他党籍呢，他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我不同意。”

黄逸峰伯伯摇了摇头，依然是平静地跟妈妈说：“你最好不要对结论有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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