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宣传部的电话就打到家里，把爸爸叫去了。通知他立刻买票回青海。

说话、写字都成了一种负担，如果能像远古的人那样，什么都说不清楚的时候，人也许就可能真正地在那里又蹦又跳，生活在阳光之下。妈妈已经很少给朋友写信了，家里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差，我的记忆里家里实在是很穷的。但是，妈妈不愿意我们这么出去说，不知道是她要面子，还是怕我们的嘴又会给爸爸带来什么坏的影响。她说，她不是拿了自己的衣服重新染了，给我改做了一件新衣服吗？还要怎么样？看看人家，比我们家穷的人家有的是。我不敢回嘴，但我想，那些所谓的穷人，都是工人阶级家庭，谁也不敢欺负他们啊。哪里像我们，我们是反革命家属。

妈妈比谁都清楚，她不再跟我们说这些事情。她在给陈毅外交部长的妻子张茜的信上带了一句，提到了家里的经济情况。总是希望能找到一些生路，总是希望能活下去吧。更希望自己有能力将孩子抚养大，让他们接受正常的教育。还在新四军的时候，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妈妈是和张茜一起走过来的。毕竟是过去的朋友，在阴暗的时代，还敢于流露一份善良。张茜为妈妈争取到两本俄文版的名著《漂来的磨坊》和《达佛丽亚》的翻译工作。是她亲自写信跟出版社打了招呼，联系好以后，就让妈妈拿去翻译了。于是，下班后，在一天的疲惫劳动之后，妈妈集中精力趴在小灯前翻着，不停地翻着。仿佛寒冷、恐惧和死亡只会从外面袭击她的生命，一旦接触到俄文字母的时候，她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让这个家存在，让我们活下去。

三十多万字的《漂来的磨坊》很快译完了。妈妈把它寄给爸爸，让他读上几遍，在文字上再做了一点修饰，妈妈再誊抄一遍，就拿去出版了。这时已经不是当年的岁月了，妈妈再也不会像出版《奇婚记》时，可以正大光明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封面上了，她是划为另类的，为了不招惹麻烦，为了不让单位知道，从这以后妈妈决定改用笔名，爸爸想了想，写信跟她说：“就叫方煜吧，这就是微明的意思。”

书，出版了，稿费也收到了，有四千多元，在那个时候的四千元啊。妈妈快乐得哭了。但是一转脸，她冷冷地跟我们说：“不要到外面去说，家里的事不要到学校去说啊。听见吗？”

几乎在那同一时期，母亲依然是慌慌张张的。重读她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六日给我发往纽约的信时，会清楚地感受到她当时的状态。信上说，“一九六三年春节前后，我正在金山兴塔公社农村搞‘四清’，大队支书是同济大学的教师（男），对我很信任，队员都是同济的助教和学生，融洽相处，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感受到这一份温暖。农村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没有人在背后捅你，给你穿小鞋，所以心情是舒畅的。三月里，厂里突然下令调我、朱人峻、叶琼等五人回厂参加‘四清’。我担心厄运又要降临到我，要挨整了。大队给我们五人开欢送会，我代表发言，面对这些真情实义对待我的同志，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声音呜咽，流着眼泪发不出声……有谁能理解我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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