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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么这段散文的描写一直令我无法忘怀。我虽然并不认识那早在‘文革’中冤死的彭柏山，但他那撑着破伞，深一脚浅一脚在坑坑洼洼的雨路上急行的模样，竟老是浮现在我的眼前。也许因为我曾是渔民俱乐部的常客，也许我曾坐在彭柏山曾经坐过的座位上，于是那张冰冷的椅子就不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喃喃地说起在生活的险恶之中，有那么一对夫妻借着电影传递着人间恩爱的温馨。”

那时候，正值福建进入一级战备，炮轰金门。台湾在说要反攻大陆。也是在这小走廊上，有几个教师问爸爸，说你是有作战经验的，你倒是说说，台湾会打过来吗？爸爸说：“战争不是那么简单，他们不敢。”就是这十二个字，不知道是谁向校党委汇报了，那时候校方的党委书记未力工和系里的党总支书记沈静是在密切注意着爸爸的，现在父亲的“罪状”终于成立了。他是在“反对中央的精神，和蒋介石唱一个调子，麻痹革命群众的备战思想，破坏战备”。接着，校方写了报告直接递到中央宣传部，然后中宣部的内刊《宣传通讯》刊载了。罗瑞卿看了，立刻批示：此人不适合在前线。

一九六五年十月中旬，中央教育部直接下令：调彭柏山去郑州市河南农学院工作。调令一到，校领导立刻让他离校，一天都不能多留。同时跟他说，对他在厦大四年的工作，不做任何鉴定，走时不准通知任何学生，不许大家为他送行。

父亲（前排中）在厦大合他得学生的留影纪念。照片的背后写着：送给敬爱的彭老师：在您的辛勤教导下，我们成长起来了。您的学生。

要走了，但谁都不知道。应阿姨刚动完手术从上海回来，她在图书馆听见爸爸在跟一个非党团员的年轻教师黄景湖说：“我要走了。”应阿姨还以为爸爸要回宿舍，于是她走到爸爸那里说：“彭老，我跟你一起往回走。”

“不是回去，我要离开厦大了。”

应阿姨惊讶地看着他，不知该说什么好。那时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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