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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请你个人给我回信”上的标记，是原信上存在的。

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家的人，仍然是充满了感激，因为陈其五叔叔看完信以后，毫不犹豫就站了出来为爸爸说话，为爸爸申辩。

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九七九年底了，元化叔叔的问题开始明朗化，他能够上北京参加文代会了。在会上他拿着爸爸的小说去找安徽省宣传部长赖少其，看能不能在安徽出版。赖少其接过书，说：“我先把它给《清明》杂志，让他们先选择几个章节，先发一部分。”

于是，《战争与人民》就在这样的状态中，第一次可以正大光明地为人所知了。

我还是要说，还是要解释，我过去一直说韦君宜是有原则的老干部，言语之中没有任何贬义。没有，真的没有。当她知道事实以后，她也批准出版爸爸的长篇小说《战争与人民》。这时候，爸爸的“胡风问题”还没有最后平反。多不容易啊，对韦君宜来说，她同样承受着压力。

书，终于出版了。陈其五叔叔特为写了“后记”。妈妈了却一个心病，就像完成了一件历史使命。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复印机之类的东西。为了出书，仅仅是为了托人，求人推荐，妈妈手抄了十份——这三十四万字的长篇，她一字一字地抄了十份。其他的，我都不再用文字来描述了。为了这本书，家里的人都涉及进去了。可是，当今天我们回头再看一眼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起了母亲说的那一个词“痛不欲生”，即使说出来了，也无法表达我最终的感觉……

尽管元化叔叔也在为爸爸的书奔走、为他说情。但是他会一点不含糊地跟我说：“唉，你父亲干什么去写那么一本书呢，什么伟大的军事路线。这有什么价值？文学的价值，还是写人……你说，谁会去看呢？”

“但是，当初爸爸不这么写，就不可能发表。”

“你父亲就不该去写这种东西。你想想，他如果能把自己经历的一生，非常真实的，点点滴滴，详细地写下来。那留到今天，会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作品。他在湘鄂西的那段经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不好好写写这些事情？”

“这怎么可能，在那样的年代，什么人敢写真实的东西？连私下里想都不敢去想。”

“我还是那句话，那就什么都不要写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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