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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要去找陈国栋书记。她重新开始为父亲的平反问题奔波。在整理她的书稿时，我看见厚厚的一本笔记，封面上写着“平反难”。我已经完全丧失像母亲那般的坚强，在这本稿子面前，我犹豫了很久，竟然没有勇气把它打开。我掉过头去，是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也害怕自己的眼泪就那样无力地滚落下来。

妈妈听说陈国栋书记到上海了，便急急忙忙地找去。也许进门前，她还在给自己打气，她不知道当年的好朋友现在会以什么样的脸色对待她，但是不能管那么多了，为了父亲的平反，妈妈把自尊心放到最后，最下面。她需要他们的签字、批示。当她踏进东湖宾馆，陈书记临时的居住处的时候，陈书记哈哈大笑地说道：“你是不请自到啦。我家老沈（夫人）在北京就说了，到上海第一个要探望的就是你。”这一份亲切不只是让母亲感动，在经历了那么久冷漠的岁月以后，这人间的真情，让她感到一份委屈，她甚至要为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哭泣，但是她克制着。目前所有的一切，依然都是关于父亲的平反。当陈书记听完母亲的请求，要求在上海为父亲举行追悼会时，他简单明确地说了一句话：“那是一定的，我还在上海呢！”这以后，妈妈总是对我们说，“是陈书记给我们家，给你父亲最后的支援。他在市委的常委会上就说：‘让朱微明，孤儿寡母的跑到郑州去，确实不合适。彭柏山的问题是在上海出的，我们就应该在上海给人家解决。人家受苦受冤快整整三十年了。’”

我知道在四十年代新四军时，爸爸就和陈国栋书记结识了，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再后来，陈书记自己也经历了极“左”路线的迫害，他对爸爸是理解的。

一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由陈国栋书记主持的爸爸平反追悼会，在上海龙华火葬场隆重举行。爸爸的朋友，有幸在“文革”中活下来的朋友，王一平叔叔、元化叔叔、陈其五叔叔还有那些上海的胡风分子，都来了。但是，胡风伯伯没有来，当时他还在四川偏远的村子里“保外就医”，他还在判刑之中，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中央最后的认可。

妈妈收到了胡风伯伯的来信，他说，他在遥远的四川乡下也听说了爸爸的事情，因为是住在乡下，赶了很远的路，才能给妈妈发出这一封信，他希望能到上海参加爸爸的平反追悼会。信，写得很短，信封是那种画着很粗糙的图案的农民用的。但是，在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后面，凝固着多么沉重的感情啊。可是，妈妈却被这一张薄薄的信纸吓坏了。她完全是一只关在玻璃笼子里的苍蝇，可以看见外面的人在行动，但是她只能作微弱的挣扎，喘息。她已经被所有的“教导”把脑子洗得很干净了。她永远会听见那些低沉、繁复而沉闷的声音，让她作为一个党员，保持原则。她不敢向胡风伯伯发出邀请，她又感到一份歉疚。她，把胡风伯伯的信交到了上海宣传部，由组织作决定。

一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由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主持了爸爸的追悼会。右三为陈国栋书记。右四王一平伯伯。右一夏征农伯伯，右二钟民书记。

用妈妈自己的话说：我把信上缴给宣传部以后，也不敢去索回；但我还是很想让胡风来参加你父亲的追悼会，他们实在是那么好的朋友啊。可是“专案组”领导舒文说：“‘胡风事件’改正了，但胡风本人的问题，中央还未表态，不能让他来。”我哑口无言。说真的，我已被极“左”路线吓破了胆，年年岁岁我怕搞“运动”，做靶子，我那“反革命家属”的辫子随时控制在领导的手上。

不知道梅志阿姨是否知道这个事情。如果，她今天看见我写下妈妈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一定会给予谅解的。在那样的年代，人已经被训练成习惯挨打的畜生的时候，谁都不知道怎么做出选择。但是，后来，后来当妈妈病重在床，在最后的日子里，她还会想起这些往事。她非常痛心地跟我说：“我真不该把胡风的信交上去。我是被整怕了。”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我在梅志阿姨写的《胡风传》上，看见这样一段描述：

上海方面为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的柏山开追悼会，梅志特地请在上海的朋友们代胡风送一个花圈，以表哀思（后来知道，当时还不允许把他送的花圈放在灵堂里。不过，这消息可没敢告诉他）。

在一九七九年底的时候，聂绀弩伯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他在病床上听说了爸爸的事情，为此写了一首诗。

挽　柏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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