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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用任何解释，已经不用多问，我已经全部明白了。明白了事情的全部过程，明白了母亲的惊恐。这个突然出现的日本人，不仅仅意味着他是一个胡风问题的研究者，更多地是意味着，他会让胡风先生变成里通外国的“汉奸”，也会给我们家带来“勾结”和“私下活动与外国特务来往”的罪名。八一年，今天人们都会说八十年代是最有生气、思想最解放的年代；记忆总是发生错误。看着母亲写给近藤的字条，我才终于认识到，那个时代还是窒息的，让人充满了恐怖和惧怕。母亲最怕的是这个日本人把事情搅黄了，怕她千辛万苦帮助胡风联系到上海的治病，因为“勾结”了外国人，被赶回北京；她更加害怕的是，再有一次政治运动的时候，我们都会被这个日本人“陷害”的。

近藤没有流露出更多的情绪，但是他还是补充地说道：“我就在胡风先生身边，我走到他身边了，我却没有看见他。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

近藤的惋惜里面，有很多无奈，也还是包含了他对母亲的不满，虽然他是原谅了母亲。我多为母亲抱不平啊，她为什么要有这些善良的“原则”呢？晓山，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医院的地址直接交给近藤，为什么让他来找我母亲呢？为什么这个决定让母亲来选择呢？最后还是我们家孩子对母亲的判断：“做了好事最后也是不落好。”那么多人都被伤害了。梅志阿姨回家后听说了这件事，她坚持要去找近藤先生，母亲不断地劝告她，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不断告诉她，自己历次运动中的经验；因为梅志阿姨是在劳改农场，在监狱里度过的，她不知道这些群众运动的可怕！现在首当其冲的是给胡风先生治病，什么研究，什么日本人，什么外国专家，这些都是不可靠的事情啊！梅志阿姨没有听从母亲的劝告，她在乎，在乎这个研究胡风先生的日本学者，她在乎胡风先生的理论、学术和经历，让更多的人了解；她更在乎有人将胡风走过的路记录下来，让历史为他平反。

近藤龙哉教授一九九一年在鲁迅像前。

梅志阿姨，不是那种要虚荣的人，但是在胡风先生的问题上，她也有自己的原则。她根本不搭理母亲的那套“经验”，她坐牢都不害怕，她还怕你什么政治运动？她瞒着母亲赶到近藤先生下榻的锦江饭店，母亲越来越愤怒，终于和梅志阿姨争吵起来，以至于两个人都翻了脸。

我问近藤：“你见到梅志阿姨了吗？”

近藤回答说：“没有！太可惜了，她是从晓山那里得到我的地址的，当她匆匆忙忙赶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因为见不到胡风先生，住宿是那么贵，我觉得留在上海没有意思。”

又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灼热把我们烤焦了！

现在的年青一代已经不会理解这种恐惧，就连我都会感觉母亲在小题大做。但是，认真地回想起来，就明白了当时的环境和气氛不是这样的，仅仅是在这一年前的八○年夏天，上海市委还不允许胡风先生的花圈放在父亲的追悼会上，你怎么可能指望一年以后，整个环境会允许他去见一个日本人？外事活动不通过我们的“组织”，是会罪加一等的。可是，可是，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决定为什么要母亲来做呢？她伤害了那么多人，难道她自己没有被伤害？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过去，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一切，都不能够解决时，留给下一代的，就是要我们埋单。多不公平，多让人心碎。

终于结束了

终于退休了。

妈妈说，她全都打算好了，回家以后就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系，从现在开始，她可以正大光明地在那里翻译小说了。她把自己的书桌收拾好，再不用为父亲的问题奔波了。她在自己的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七十七岁的生日，为自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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