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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判结束后的第四个月，阿垅先生在监狱里给审判员写了一封信，在信上，他说：“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恰好混淆了、颠倒了是非黑白。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了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行崩溃了。这显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别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是绝不可能被压服。”

信，是最后从公安部的档案室里退回给阿垅家属的，信纸的抬头上，标写着档案馆的登记号码。那已经是这个世纪的事情了，阿垅先生已经在监狱里患癌症，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去世。当我从阿垅先生的儿子陈沛的手上，看见这张用铅字打印出来、泛黄的信纸时，我看见的是一个站立的灵魂，是用鲜血写下的最后诗句。我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的眼泪往下淌，我觉得在阿垅先生面前，我的眼泪太轻，太微不足道，也太廉价了，以至于它淌落下来，会是对阿垅先生的亵渎。

阿垅先生不相信眼泪！

只有在贾植芳叔叔面前，我敢大胆地追问他，因为他是最随和的一位老人。我要贾叔叔亲口告诉我，他跟胡风先生交了这样一个朋友，他后悔吗？贾叔叔连思考都没有，接着我的提问就说：“从不后悔！”我再问，“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朋友，作为一个大教授，你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不会比这个更好。‘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都打倒了，老革命都打倒了，周扬四条汉子也进了监狱。我说毛泽东，五五年把我们抓进去了，六六年我们差不多都出来了，把四条汉子抓进去。‘文化大革命’以后，把四条汉子放出来了，把四人帮又抓进去，监狱大家轮流坐。我们是劳改第一期毕业，是老资格了。你说，我怎么会感到幻灭？人生就是游戏，我说我中学念书的时候，是美国教会学校，只想回家Marry（结婚），就是想回家娶个媳妇。这个时候，人就很容易感到幻灭，这叫虚无。后悔没有后悔……小莲，我大学也没有念完，我在日本上大学，我在高中念了三个月就被开除了，我只有初中文凭。我那个不安分，我在一·二九运动被抓进去，但我不是党员，我和他们没有关系，我当初就是要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封建统治、封建法西斯。到抗战的时候，在流亡，我在日本是流亡学生，我流亡到日本的时候，受日本警察监视。后来，回来参加抗战，在国民党那里当个编辑。后来逃难，内战的时候，我又给国民党抓进去。终于解放了，你都看见了……”

是的，都看见了，后来的日子里，我是他们生活、学习的见证人。现在，胡风分子们都一个一个在去世，我带着自己敬畏的心情，补充了更多的细节完成《他们的岁月》的再版。我想说的，也是我现在渐渐地明白的，就是：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一群特殊的文人，因为他们没有奴气，他们的灵魂是站立着的。

彭小莲

2010年7月6日　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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