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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韩、赵、魏而言，鲁、邹、卫、宋这样的小角色，自己不费吹灰之力便能一天灭它们好几次。但在日常的交往中，强者却要卑躬屈膝、低人一等，这是哪家的道理？所以说，身份的标签是三家最大的软肋。

在遥远的周朝，身份和地位往往不是通过金钱置换来的。想成为诸侯，必须要有周天子下达的“委任状”。承认了你的级别，你才能享受相应的待遇。这是群雄并起时必须建立的游戏规则，否则谁都能自称诸侯，在级别上又“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天下还不乱套了？因此，为了公平起见，所有诸侯都由形同虚设，但又普遍认可的周天子册封。只有怀揣“委任状”，你才能心安理得地坐上奥迪，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理直气壮地四处征伐！

总之，废布一张的诏令，不仅仅是“委任状”，还是标榜级别待遇的“身份证”，更是征伐列国的“营业执照”！

周威烈王册封新诸侯，看似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却在史学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吼得最凶的当属北宋史学家司马光。

《资治通鉴》将周天子册封韩、赵、魏为诸侯作为开篇，足以看出司马光对这一事件的重视程度。针对这一事件，司马光作了一篇千字左右的评论，这在整部《资治通鉴》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用一句话来归纳这篇评论的中心思想，那就是——严重违反游戏规则！

司马光从礼、分、名三个层次，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论点。

他认为，天子能以一人之力治天下人，不是因为他打架厉害，这又不是黑社会，而是拜礼仪规范所赐。因为有了“礼”这样一个“纪纲”，才使得整个社会贵贱有别，“贵以临贱，贱以承贵”，普天之下各行其道，共建和谐。既然如此，作为一国的天子，当然应该率先垂范，在“礼”的框架下行事，否则无异于自毁长城。

“礼”作为社会的一种规范，属于比较抽象的概念，具体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司马光概括为“分”。所谓“分”，就是无论君臣，都要搞清楚自己的屁股应该放在哪把椅子上，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国君要有国君的样子，臣属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有非分之想。比如说孔子编撰《春秋》，虽然当时周室衰微，诸侯强盛，但孔子依然“抑诸侯，尊周室”，因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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