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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国君，没有这种不择细流、广纳百川的胸怀，就不会有国家的强盛！

在第四次会见中，卫鞅大谈“强国之术”，秦孝公不由得拍案叫绝。——人才！货真价实的人才！可遇不可求的人才！令秦国复兴有望的人才！

得到赏识后，卫鞅便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参照李悝变法的经验，准备在秦国推行变法。

变法，既是一个永恒的历史主题，又是让当政者“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重大课题。秦献公的变革搞了这么多年，虽然经济得到发展、国力得到提升，但终其一世，都没有能够将旧贵族集团彻底铲翻在地。不是秦献公不想铲，而是不敢铲、不能铲，一铲就会天下大乱！

秦献公可以把这个难题久拖不决，但到了秦孝公这里，这个烫手的山芋已经拖不下去了。再不解决旧利益集团的问题，所有的改革都将前功尽弃，秦国将面临没落的危险。

不变法，等死；变法操之过急，找死。为了确保变法的顺利实施，秦孝公必须做好相应的准备。

变法的成功，离不开官吏的理解与支持。如果各级官吏“阳奉阴违”，变法就会演变成一场“秦孝公与卫鞅唱二人转”、“政令不出王宫”的闹剧。因此，秦孝公的准备工作要从官吏做起。

为了在官员队伍中争取更多的支持，秦孝公精心组织了一次“御前辩论”。在这次辩论中，改革派的灵魂人物卫鞅，与保守派、也是旧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甘龙、杜挚展开了激辩。

甘龙认为：变法涉及面太广、牵涉的利益太多、面临的危险太大，因此国人对变法是持不欢迎态度的。甘龙的说法不无道理。对于变法，以奴隶主为代表的旧利益集团当然会举双手反对，但以地主为代表的新利益集团不见得都会举双手赞成。由于变法的前景不可预知，更多的人希望是维持现状。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只有一无所有的人才会成天叫嚷着“重新洗牌”。

甘龙以舆论为借口反对变法，卫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的论点。也就是说，国家的顶层设计是精英阶层的事情，老百姓瞎掺和什么？天下有千千万万的人，这个说要这样改，那个说要那样改，到底听谁的？如果百姓都来参与顶层设计，又没有“民主集中制”的规范程序，举国上下只有天天吵架，什么事也做不成。再说了，我要变法，你们让我重视民众意见，你们规定税率，向百姓收取赋税的时候，开过听证会吗？

眼看在民众这条路上辩不下去，甘龙又另谋蹊径，强调“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杜挚也跟着起哄，说“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也就是说，老祖宗的东西是最稳妥的，跟着走肯定不会栽跟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卫鞅反唇相讥，说这都是“世俗之言”，是“居官守法”的老路子。观念跟不上时代，就会被时代所抛弃。卫鞅还举出汤武、夏殷正反两方面例子，汤武不徇古而称王，夏殷守旧制却被推翻，因此“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这次因甘龙、杜挚理屈词穷、交口称善而胜利结束的激烈争论，虽然不可能彻底扭转顽固保守派的观念，但在官吏阶层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坚定了改革派的变法信心，争取到了广大的中间派官吏，也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保守派的力量。

变法的成功，也离不开人民的拥护与信任。秦孝公要变法，还得在社会上做好舆论准备。

相比于争取官吏的支持，得到群众拥护的难度更大。为此，卫鞅在都城设了一个“徙木立信”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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