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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臣民从太行山上冲下来复国的，是中山桓公，这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

在经济上，中山国地处华北平原腹地，土地肥沃、河流众多，发展农牧业生产的资源非常丰富，跟现在被开发得几乎“山穷水尽”的华北平原有天壤之别。中山桓公“身勤社稷，行四方，忧劳邦家”，带领从不屈服的中山臣民，兴修水利、发展农桑，使中山国的农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另外，中山桓公利用水路交通优势，采取“农商并举”的发展模式，使商业贸易在中山国逐渐兴盛起来。根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当时的中山国以“多美物”著称，中山人“仰机利而食”，这显然比李悝的“重农主义”和卫鞅的“重农抑商”都要进步得多。

在政治上，中山桓公很早就认识到了“赋敛平则庶民附”的道理，采取了多项保护农民积极性、促进休养生息的政策，政治的开明程度不亚于李悝变法后的魏国。

在文化上，中山桓公利用与中原的商贸联系，十分注重吸收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从后来出土的文物分析，当时中山国的冶铁业、制陶业、丝织业都具有超乎寻常的技术和工艺水平。

从复国算起，中山国白手起家，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了仅次于七大国的“千乘之国”，速度之快、程度之高，战国时期独此一家！

最后，中山国自大而好战。

中山桓公于公元前340年前后去世，儿子继位，是为中山成王。面对桓公奠定的基业，成王盲目自大、骄傲自满，开始忘乎所以，也跟在大国屁股后面摇旗呐喊。“五国相王”原本没有中山国什么事，但成王头脑发热，也要跟着瞎起哄，险些挨齐国一顿痛扁。

成王没有吸取这次教训，而是继续为所欲为。公元前315年，燕国发生“子之之乱”，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山国也想趁机发燕国的“国难财”。中山成王在赵武灵王的怂恿下大举出兵，“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更加得意忘形。但还没有高兴多久，齐国经不住诸侯的施压，被迫从燕国撤军，中山国趁乱占领的土地也只能物归原主。

中山成王对外自不量力地到处舞枪弄棒，对内则不合时宜地信奉儒墨学说。我们一开始就讲过，无论是孔子宣扬的“仁义”，还是墨子倡导的“兼爱非攻”，本质上都是维护奴隶制度下统治阶级的利益。进入战国时期，奴隶制度开始瓦解，封建制度逐渐形成，这些学说根本无法应对列强争雄的局面。从李悝开始，变法就成为战国的“时尚”，提倡建立“游戏规则”的法家成为时代的宠儿。各方诸侯争先恐后地变法，唯独中山国抱着儒墨的老黄历不放，莫非是想穿越？

在儒墨思想的指导下，中山成王奉行“贵儒学贱壮士”政策，这个政策在“武力是第一发言权”的战国，无异于自杀。曾经欣欣向荣、彪悍强劲的中山国，没有赶上变法的快车，逐渐“战士怠于行阵”、“农夫惰于田”、“兵弱于敌，国贫于内”。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有且只有一个——亡国！

中山国的没落，给一直想解除后顾之忧的赵武灵王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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