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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试着把儒家的礼法规范同“性”、“心”、“情”、“欲”结合在一起。

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提出了“性”、“心”、“情”、“欲”的概念，这是对传统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突破，尤其《礼记正义》是代朝廷立言，这个突破就显得格外重要。他说：“夫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大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资六气，下乘四序，赋清浊以醇，感阴阳而迁变。故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运，性之俗也。喜怒哀乐之志，于是乎生；动静爱恶之心，于是乎在。”传统儒学在讲治国治民之道时往往板着面孔，讲起礼乐教化却是直观、简洁、通俗，因此功利性显得很强，教诲的形式也过于死板。和玄学、佛、道的理论相比，在思辨层次和论说逻辑上儒学的薄弱就显露出来子。单单重复原有的“孔门之义”，已不足以对抗佛、道二家在思想领域中的进攻态势，于是孔颖达等人也论辩起“心”、“性”、“情”、“欲”乃至“静”、“运”、“理”、“道”等名词概念，把佛、道的名词概念也拿来使用，并且首先从正面肯定其自然性、合理性。孔颖达将“性”、“心”、“情”、“动”、“欲”、“静”，都说成是合乎礼的自然要求和反应，由此指出最符合人性的就是礼。孔颖达进而又反过来说，人因为有礼，才区别于禽兽，故人要依礼而行道德仁义，以引导人的本性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他指出，人们立身行事必须以道德仁义为标准，任凭自然的发展是行不通的，必须以礼为指引，这样才可以达到道德仁义的境界。

孔颖达还认为，一方面需要礼法引导人们的性情，而另一方面也可以反观时政于人的性情之中，从人们无目的的、自然的感情流露中，可以总结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他说，人们吟诵的诗“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黯，亦怨剌形于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性情，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诗是人们的真情流露，是有感而发。人们作怨愤讥刺的诗，说明世道黑暗；人们作欢快的诗，说明政治清明。人之性情（六情）蕴于心中本是平静的，变化的只是外部的事物。外因作用于内因，外部事物影响内部情感的变化。如果善于观察人们情感的变化，那么诗也可成为求治之具了。

从汉儒之学的重视训诂考据，到宋儒之学的重视性命义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兼具这两种特色，应该重视和研究其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第三，“上裨圣道，下益将来”。

在《周易正义序》结尾，孔颖达写上了自己注疏儒经的心愿，“庶望上裨圣道，下益将来”，这是《五经正义》中贯穿始终的思想。他阐说儒经思想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学术，不是为了兴趣，而是致力于建立官方意识形态体系，既着眼于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又服务于现实的皇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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