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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为唐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党仁弘贪赃一百多万，罪该处死。太宗本想赦免他，但为群臣阻拦。太宗若有所悟，将党仁弘废黜为平民，流放钦州。说明了其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尽了维护法律尊严的职责。对宗室皇亲，唐太宗也不允许居于法律之上。为了预防子弟们破坏法度，他选择正直的官员做师傅，教训疏导各位王侯，若发现有违法行为，必须及时上奏，以便及时制止。其中严重的，也严惩不贷。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反叛篡位。太宗姐长广公主之子、洋州刺史赵节，也想要和他一块儿谋反，按律当诛。长广公主的丈夫、中书令杨师道奉诏与长孙无忌等一块对承乾谋反案进行审理。杨师道私下为赵节求情，太宗立即将宰相杨师道罢为吏部尚书，停止其审理此案。长广公主见丈夫救不了自己的儿子，便亲自出面，伏在地上磕头不止，哭泣着替儿子认罪。太宗也泪流满面，但对姐姐说：“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姐。”赵节与其他主谋，都要被诛杀。罢免姐夫、斩杀外甥，在情与法之间，太宗仍然不徇私情，严格执法，确实难能可贵！这也是他关于法律是全天下的制度，而非皇帝一人的思想的一个典型实证。这样唐太宗就恰当地处理了人情对法律的干扰。
对死刑的处理唐太宗特别慎重。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就对大臣们郑重地说：“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十分珍贵。自今以后，死罪都经中书、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及尚书、九卿合议断定，这样就可以免除些冤枉案了。”据记载，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全国仅有二十九人判处死刑。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张蕴古被任命为大理丞。有一个叫李好德的人患有疯病，“言涉妖妄”，诏令下狱。张蕴古却以为这个人疯颠是有证据的，不应治罪。太宗遂准备宽赦，而张蕴古即向李好德通风报信，并与之“博戏”，被持书侍御史权万纪发现。太宗大怒，命令在东市将张蕴古斩首。过后，太宗对这件事非常后悔，对房玄龄说：“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由于我当时怒不可遏，即令处置”， “遂即决之，岂是道理”。于是下诏：“凡是有判死刑当立即处决的，皆须五复奏。”从此，这便成为制度。用制度来制约自己的威权，确保皇帝能够恪守律令，这在古代帝王中实属罕见。
从《北魏律》到《隋律》，都有处决死囚需“三复奏”的条文。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十二月，唐太宗进一步完善死刑审批手续。他对大臣们说：“死刑事关重大，为了避免杀错人，所以规定了三复奏。以前一天就能上奏三次，使人无暇思考，没有什么实际效用。”于是规定，自今以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要“五复奏”，即在处决前一日复奏两次，处决当天复奏三次；天下诸州三复奏。还规定，在门下省审核囚犯，有据法当死而情可宽恕的，要把奏闻记录下来。此外，为了突出审批案件的严肃性，唐太宗又规定行刑日宫中不奏乐曲，皇帝不食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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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决张蕴古之际，大臣们竟没有任何人有异议。为记取这一教训，太宗还要求大臣经常提醒他以法治国。如对大理少卿戴胄说：“朕在执法方面有所失误，卿能够对其校正，朕又有什么担忧呢？”
（3）精选办案人员
全国最高的审判机关是大理寺，负责审理从刑部转来的各地疑案、死刑及中央百官的犯法案件。由于这一机构的职责关系着人的生死性命，从慎刑原则出发，唐太宗确立了大理寺官员必须精选的严格标准。戴胄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他不但性刚正且才华横溢，又精通律令。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就被任命为大理少卿。戴胄任此官后，犯龙颜，执法令，他判的案子没有一件是冤案或滥杀无辜的，而工作效率极高，审讯时引用律文，下笔如有神。大理寺卿唐临也是一个典型。他在任万泉县丞时在执法方面就有很高威信。有一年，有十余名年轻犯人关押在县中监狱，到春末时，虽及时降雨，可家里的土地仍没有耕种。唐临请县令暂放他们出去，县令最初没答应，后因唐临挺身担保，县令才应允。他于是和犯人约定，必须在春耕结束后立即回到监狱，这些人深受感动果然按时返回。唐临被提升大理寺卿后依然秉公执法，量刑准确。唐太宗为了尽量避免冤狱，有时还亲到大理寺查问被判死罪的囚犯有无冤屈。太宗在唐临刚任大理卿的时候，就亲自查访，发现前任官所判的十几名死囚都在大喊冤枉，而唐临判处的一名死囚却默默不语。太宗很是惊讶，因为见了皇帝畏死喊冤是一般现象，默默不语实属反常，所以就问他原因。这一死囚犯答道：“唐大人断我死罪，一定不会冤枉，所以甘愿服法。”太宗赞叹良久，自言自语地说：“判刑断案能够达到这样程度就好了。”随后，唐临被太宗提拔为御史大夫，还亲自给他写政绩评语为：“形若死灰，心如铁石。”唐太宗选取大理寺的官员十分慎重，并加以鼓励，无疑对公正执法的作用是很大的。
唐太宗还吸取了前代刑讯拷掠造成冤案的教训，将刑讯制度加以完善。《贞观律·断狱律》中规定，审案时必须首先详察讯查，如果法官违法进行拷讯，要对其进行六十大板的刑事处分。并进一步对拷讯也作了限制：对囚犯进行拷打不得过三次，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超过他所犯法的数量；拷讯数满不承认罪状的，取保释放。此外，还规定法官滥用酷刑，拷打致死者，要以过失杀人量刑。体现唐太宗慎刑思想的这些法律条文，有力地减少了屈打成招、含冤而死的现象，是刑讯制度的进步。在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皇帝凭着一时的喜怒而践踏法律是常有的。唐太宗的政治生涯中也偶有出现。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总能总结教训，公开悔过。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唐太宗的执法慎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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