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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年幼时就学习知识，成年后用官位来磨砺他的才能，用爵位俸禄来培养他的品德，用刑罚来克制他的恶念。所以，百姓才能通晓礼义，而以冲犯君主为耻。周武王奉行天下大义，推翻了独夫民贼，周公制作礼乐来规范周政，到了成王、康王的大治时期，监狱空置长达四十多年。这绝不是伤残皮肉的刑罚的成效，而是由于教化的推行和仁义的深入人心。而秦代就不是这样了。秦尊奉申不害、商鞅的法令，采用韩非的学说，憎恶圣明帝王的治世之道，倡行贪求财利的风俗，只看虚名而不关注实际，做坏事的人有时会免受惩罚，而做好事的人却不一定能免受刑罚。因此，百官都粉饰虚名假誉而不注重实际政务，表面上忠心侍奉君主，内心却有背叛君主的念头，追逐财利，弄虚作假，不知廉耻。所以遭受刑罚的人很多，被判死刑的人接连不断，但是犯罪现象却层出不穷，这是因为社会风气的败坏导致这种状况的发生。现在陛下统治全国，天下没有不顺从的，但百姓却没有得到您的恩惠，大概是由于您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曾子》说：‘尊重所听到的道理，就算是高明了；实践所知道的道理，就算是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认真注意罢了。’希望陛下能真诚地信奉您所听到的道理并把它推行开来，那么，您就可以与圣明的三王相媲美了！”
（2）人才之道
董仲舒接下来又着重阐述了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指出应通过建太学、赏罚分明来培养人才，鼓励人才脱颖而出。
“平常不注重招徕和尊重士人，而想求得贤才，就好像不雕琢玉石而想得到花纹美丽的玉器一样。招徕和尊重士人的方法，莫过于兴建太学，太学是推行教化的根本和招募贤士的重要来源。现在，让一郡、一国的所有民众都来回答问题，从中却找不到一个符合诏书要求的人才，表明上古圣王之道已经灭绝了。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用学识渊博的老师来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试以便学生能全面体现自己的才能，出类拔萃的人就可以像泉水一样涌现出来。现在的郡守和县令是百姓的表率，其职责就是上承您的仁德，然后进行传播教化。如果这些表率人物无德无才，就会使君主仁德不能传播，恩泽不能人人尽享。现在的官吏都不能教化民众，有的甚至违反朝廷的法度，用残酷的手段对付老百姓，同坏人勾结，贪求财利，致使百姓贫困孤弱，冤屈痛苦，无法维持生计，与陛下的心愿不合。阴阳不和，凶气充满天地之间，读书人不能顺心，天下百姓得不到幸福，这种后果是由于官吏不称职造成的。
“大部分官吏由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担任，选任郎官又以家庭富有为条件，这样所选的人未必贤能。而且，古代所说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绩的好坏来区分其大小，并不是指任职时间的长短。没有才能的人，任职时间再长，也仍然做小官；贤能的栋梁之材，即使任职时间很短，也可以做辅政大臣。所以，官吏们都尽心竭力，一心做好本职工作而建功立业。现在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累积时日就可以猎取富贵，任期长久就可以升官晋级，因此，很难判断廉洁与耻辱，贤能和不肖。我认为应让二千石官秩、郡守、列侯等官员，各自从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选择贤能的人，每年选出二人送到朝廷为宫中服务。这种方法还可以用来考察大臣的才能，以便进行封赏。所选送的人有贤德，就给以赏赐，选送的人不好，就给以惩罚。如果这样，所有二千石官员都会全力以赴地寻求贤人，皇上就可以得到全天下的人才，用他们来为您效犬马之力。那么，三代圣王的功业不难造就，而且陛下的圣明可以直追尧舜。不要用任职时间长短计算功劳，而用贤能作为考察的标准，根据各人才能大小给以不同的官职，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确定不同的地位，就可以清楚的区别廉洁和耻辱，贤能与不肖！”
（3）天人之道
董仲舒的回答，使汉武帝非常满意，于是又发一策，将继位以来思考的难题统统向董仲舒提出，问个明白。汉武帝问道：“有人说，善于讲明天道的人一定有利于人，善言古代兴亡之道的人也一定会有好的经验提供给今世，所以，我要问天人之间的感应究竟是怎么回事，上可以宏扬唐虞治国之道，下可以吸取桀纣亡国的教训。三王的圣道都有所不同，有所缺憾，但是又有人说，坚持长久而不改动的东西才是治国之道，这意思听起来有些矛盾，请细细给我说来。”
董仲书上书道：
“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古代的圣人，都是由卑微而达到显赫，由默默无闻而达到美名远扬。因此，尧从诸侯之位起步，舜从深山之中兴起，应该说他们都是逐渐显赫起来的。话是由自己说出来的，不能收回，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无法掩饰。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是凭借着言行而感动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业；能注意一切细微的人，才能功德彰明。积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体每天都在增长，而自己却不知道；积累恶行，就像灯燃烧着不知道自己正在消耗油一样。这正是唐尧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纣令人唾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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