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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是一种由公卿或郡国首长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官的选官制度。汉武帝以前,就有察举的先例,但并没有形成制度。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令郡国举孝子、廉吏,从这以后,察举正式成为汉朝的选官制度,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武帝时的察举分常科和特科两种。常科是常行科目,即举孝子、廉吏,简称举“孝廉”,由于“孝”和“廉”对于封建政治,特别是对忠君有着特殊的意义,举孝廉一科受到很大的重视,举荐的人数也是最多的。特科是指特别诏定的科目,主要是“贤良方正”,或称“贤良文学”,实际上就是具备一定才学的人。举“贤良”,在很多情况下是由在任的官吏互相竞争,一旦举为贤良,经过皇帝的策问,便根据对策的情况,授予不同的官职。汉代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大多是通过这一途径入仕的。
武帝一方面建立察举的选官制度,另一方面,又规定博士弟子也可以入补官吏。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正式设置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又规定了每个博士可设置五十个弟子。博士弟子的来源一是由负责宗庙礼仪的太常,选择民间十八岁以上的礼貌端庄者;二是由地方选举在本地有着良好口碑的人。并规定博士弟子受业一年,如果,能够通过一经考试的就能出任太常属下文学掌故一职,考试成绩优异的可以直接担任郎中。从此,研究儒家经典,便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东汉时的史学家班固曾大发感慨:“自武帝立五经博士,招收弟子,设科考试,入仕为官以后,使儒家经典传业兴盛,一经可解释到百余万字,一些大师收一千多个徒弟,这都是研经可以得到官职俸禄的结果啊!”中国有句俗话叫“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大概也是就此而说的。
对于武帝来说,将察举作为选官制度,使其得到了很多的有用之士,所以历史上说:“汉代得到的人才,以这个时代最为兴盛。”的确,当时在武帝身旁有长于治国的公孙弘,有博学多才的司马相如,有热心公益的卜式,有长于纵横学说的主父偃,有刚直不阿的汲黯,有严于执法的张汤,有精于理财的桑弘羊,有杰出的军事家卫青、霍去病,有出色的外交家张骞,就连语言幽默的东方朔也被封为太中大夫。
(2)改革行政制度
在改革选官制度的基础上,武帝对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制度也进行了改革。汉武帝行政改革的目的是加强皇权,强化中央集权。
武帝强化皇权,是从削弱相权着手的。西汉初年,丞相的权力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高位重。汉初的最高行政首长——丞相,不仅辅佐皇帝处理政务,而且是朝政方针的主要决策者。丞相不仅可以推荐官吏,诛杀犯罪的官员,还可以劝谏皇帝有所为,有所不为,甚至可以拒不执行皇帝的圣旨。丞相享有其他官员不可比拟的优越地位,他可以佩剑朝见皇上,入朝时不必下跪。丞相进见皇帝时,皇帝要站起来致意;皇帝在路上遇见丞相,要下车;丞相病了,皇帝要亲自至府问候。凡此种种,都显出丞相地位之高,久而久之,就难免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君王产生了矛盾。汉初的几位丞相功劳很高,而且懂得自我贬抑,所以矛盾比较缓和,而到武帝时,则往往是一些唯唯诺诺的人才会被汉武帝任用为丞相。例如,从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至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担任丞相的是石庆。他更是以谨小慎微著称。石庆做太仆时,为武帝执鞭驾车。一次,武帝有意问他:“拉车的有几匹马?”石庆用马鞭指着马“一、二、三……”一匹匹地数过,然后举手告诉武帝说:“六匹马。”任用石庆这样谨慎的人做丞相,结果可想而知。史书上说石庆“在位九年,没有谁能指出他有什么错误”。另外,汉武帝对待丞相十分苛刻,稍不如意,则当廷斥责,甚至动辄治罪处死。在武帝统治的五十年中,十三个曾担任丞相的人中有五人自杀或被杀,因过被免职的有三人,只有石庆等少数几人死于相位。因此,武帝时,大臣们都不愿意担任丞相这个职位。武帝任命公孙贺为丞相,公孙贺哭泣着不愿接受这一职位,最后在武帝严令之下方才接受。退朝后,公孙贺仍念道:“我的死期到了!”公孙贺最后果真死于监狱之中。
官史图
在削弱相权的同时,武帝从贤良文士、上书言事的人以及在任的一些低级官吏中,选拔了许多有才能的人。皇帝起居的地方他们可以随意出入,随时侍候左右,以便为皇帝出谋划策,制定国家大计。汉武帝还不断加强尚书的权力,更多地依靠尚书来实施各项重大任务。尚书本来是管理皇室财政的少府属下的一个卑微的官职,职责就是传递皇帝和丞相之间的公文。武帝用宦官为中书,掌管尚书。这样,侍中、常侍、给事中、中书等就逐渐形成一个宫内决策机构,史称“中朝”或“内朝”。“中朝”形成以后,以丞相为首的朝臣就成为只负责处理和执行一般政务的“外朝”了。汉武帝通过中朝,加强了中央集权,中朝则恃皇帝之重,凌驾外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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