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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次叛乱,光武帝再也不敢强制推行清查土地人口的政策,但他又不肯彻底放弃度田。清丈土地仍是各地方官的职责,度田舞弊的事仍经常发生,当然光武帝也不再像当初那样把他们杀头示众,只是给点处分而已。到明帝时,仍有官吏上书说地方官度田失实,说:“许多地方由于发生牛疫水旱而使垦田数量比以前减少了,可是官吏谎报政绩,想让度田之数比从前增加,没有种的土地,亦令农人交租。”度田在形式上虽已成为东汉朝廷定制,但它既没有达到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目的,也没有真正解决豪强地主隐瞒土地、人口的问题。
羽化升仙墓门书像石 东汉
画像石表现人们对仙境的向往,画面精巧纷繁,显示了高超的雕刻艺术。
7.桓谭不读谶
中元元年(公元56年)十一月,光武帝下诏修建明堂用于朝会和祭祀大典,还修建皇帝观测天象的灵台、太学辟雍,并且向天下公布预言吉凶的符命之书图谶。光武帝认为自己是应验了《赤伏符》的征兆而登上帝位的,所以相信符谶,并用其解决疑难困惑的问题。给事中桓谭多次上书劝谏光武帝不要迷信谶而被治罪。
东汉政权建立后,光武帝召见桓谭准备授予他官职,但是他的上疏使光武帝感到与自己的政见很不相合,所以没有给他官职;后得到大司空宋弘推荐,被任命为议郎给事中。桓谭在上书中,针砭时弊,并提出三点建议:其一,选拔贤才,用人就不应该怀疑。他说:“国家的兴衰,在于政务处理的好坏,而政事的好坏,又决定于辅佐。辅佐贤明,才能吸引才智之士,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辅佐拙劣,其议论必定不合时宜,办事也会漏洞百出。每个国君都希望治理好国家,但不少人政治出现偏差,原因就在于对贤能之人持的态度不同。”桓谭举楚庄王与孙叔敖的对话为例,借孙叔敖之口说:“有的君主对士人很傲慢,说士人离开我就不能富贵;有的士人则对君主很傲慢,说如果没有我这个国家就难以安稳生存下来。有的君主直到丢失政权还不明白,有的士人虽饥寒也不知上进。君臣不合,国家大计就难确定。”桓谭提出根据社会风俗和以前的过失确定防范的对策,威德兼施,文武并用,这样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其二,严格刑罚,统一法度。他说:“任何刑法禁条,都不可能杜绝奸诈的行为,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愿望,只要有利于国家就可以了。只有把恶人杀死,才能更好地维护好人的幸福。对于那些经官府处理后而又私自报仇者,一律给予严惩,社会便可安定。可以组织那些熟悉法律的人修订律条,统一法度,向全国发布,这样就不会有人滥施刑罚,造成冤狱了。”其三,重农抑商,让农民致力于农业生产。光武帝看了桓谭的上书,并没有采用。
当时光武帝正痴迷于图谶,碰到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通常是找图谶解决。桓谭劝谏说:“人通常都忽视自己所见到的事实而重视古怪的传闻。我看古代圣王都是以仁义正道为根本,并没有虚妄怪诞的事情。对于天道和性命,孔子说难以把他们解释明白,所以平时对此常常避而不谈,就连他的得意门生子贡等,也没有听到孔子在这方面的论述。而后代那些知识浅薄的儒生,怎么可能掌握这方面的道理呢?如今那些卖弄小聪明的人,搞迷信骗术的人,对于经书任意主观发挥,假托圣人之名制作谶记,用来蒙骗迷惑那些贪得无厌、满心邪恶之人,就连君主也受他们的影响而犯错误。对于这种神学迷信怎么能够不抛弃呢?我听说陛下您曾毫不留情地揭穿方士们以丹砂变做金银的骗术,那是多么的英明呀!而今却听信谶记,又是多么糊涂!谶记虽然有时候能与事实相合,那就如占卜一样,只是巧合罢了。陛下您应该常了解一下别人的议论,拿出自己的意见,摒弃那群小人的胡说八道,阐述《五经》的正理,不去理会那些谶语。”此外,桓谭还建议光武帝少授爵多奖赏,招贤纳士,尽快使天下平定。光武帝看了他的奏疏,对他更加不满。
后来光武帝让群臣到灵台开会。光武帝对桓谭说:“我想以图谶解决此事,你看如何?”桓谭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没读过谶记。”光武帝问为什么,桓谭又极力批评图谶违背经典。光武帝大怒说:“桓谭诋毁圣人,漠视王法,拖下去把他杀头示众!”桓谭吓得不住地磕头,额上鲜血直流。过了很长时间,光武帝才把自己的怒气压了下去,下令将桓谭贬为六安郡丞。
桓谭经常写文章对当世之事进行评议,集合在一起共二十九篇,题书名为《新论》。
在《新论》中,桓谭很欣赏王霸政治,认为“王道纯粹”、“霸道驳杂”都是较好的治国之法。能否实现王霸之治,就看君主是否善于“择人”,若像王莽那样只按“世姓”选择将帅,一定会遭受失败。若能任用“贤智人才”,国家定能兴旺发达。他提出的治国方略是:先消除百姓的祸患,让其可以丰衣足食,然后再教他们礼仪,同时以刑罚威慑,这是西汉以来王霸并用的传统治国方法。在认识论方面,《新论》提出“考验”是判定人的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人的认识要达到神、巧的程度,一定要通过实际操作。这里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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