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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虎通》来看，白虎观会议内容的核心部分是阐扬“三纲”说。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君权、父权、夫权。“三纲”一词不在儒家经典，但孔子对君权、父权早有论述。他认为，君不君、臣不臣，就会影响政权的稳固，而父不父、子不子则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因而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政治的根本问题，认为尊尊、亲亲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到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发挥，对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作了明确系统的论述。从此这种理论便和封建社会的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事实上，君权、父权、夫权是不属于同一范畴的，因此要靠不同的力量来维持。君臣关系属政治范畴，靠封建等级制度维系；父子关系属血统范畴，需要血缘关系维系；夫妻关系属家庭范畴，只能靠伦理关系维系。这三对范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西汉时期，三者的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和处理。东汉初年，刘秀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并且也为此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首先是强化君权，仲长统曾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正，政不下任，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于是削弱三公权力，皇帝独断专权。其次是加强父权。对于社会下层来说，父权是维持个体农民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的力量，对君主而言，通过父权分封宗室子弟，让他们效忠皇室，是保持政权稳固的重要条件。再次是强调夫权，不允许后宫、外戚参加国家政务。当然，刘秀最重视的还是强化君权，他的所有做法，最终目的也就是要强化君权。
白虎观会议充分论证了君权的神圣性。《白虎通》说：“天子是一级爵位，但一级爵位又为何称为“天子”呢？这是因为王以天地为父母，是天的元子。”意思就是说，天子这个爵位是上天赐给的，“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它在所有爵位中是最高的一级。而天子以下的爵位又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按公、侯、伯、子、男划分的诸侯系统，一是按公、卿、大夫划分的官僚系统，天子掌握这些爵位，臣下不得自封。天子为什么又称帝王呢？《白虎通》解释说：“对上称天子，表明遵从天命侍奉上天；对下称帝王，表明其地位至尊，用以号令天下。”
《白虎通》又说，天子所以能够拥有天上的权力，是因为它是“有土之君”，天下所有的土地都归天子所有。他可以像处理自己的财产一样分封土地给诸侯臣下。太平盛世时，分封亲属以表示与他们共亨荣华富贵；中兴征伐时，有大功者亦受封，用以褒奖功绩；道德高尚的人也应受到赏赐，以表示尊重道德。对于没有受封的臣子，则赐给俸禄。臣下的爵位、封地、俸禄都是天子所赐，所以君臣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主从的关系。君主对臣下既可赏赐也可惩罚，而臣子却必须无条件服从和效忠于君主。
白虎观会议既强调君权，又十分强调父权。父权是宗法制度的产物，其基础是血缘关系，但其目的却不是为了明确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而在于规定分配财产和政治地位时的原则，以解决由此引起的矛盾。同时，它大大加强了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人们在经济、政治的束缚下，再套上血缘关系的绳索。这对于巩固封建统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君权和父权有质的区别，体现着不同的社会关系，怎样将二者结合起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看，都是非常困难的事。白虎观会议特别强调君权与父权的统一。《白虎通》说：“臣对于君，子对于父，具有相同的意义。臣下奉事君主，就如同儿子奉事父亲一样。”但是，《白虎通》又将君权凌驾于父权之上，说“不可以因为父命而违背了王命”，又说：“父亲如果杀死儿子，父亲要被判处死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天地之间最可贵的是人，人都是上天所生，秉承父母之气而有了生命，成长的时候又接受君上的教养，因此父亲不能故意杀儿子。”在这里，《白虎通》宣扬的思想是君权至高无上，它要求人们在父权与君权不可兼顾的时候，必须放弃父权服从君权。
白虎观会议并没有将上述思想完全贯彻下去。因为自西汉时起，统治集团便以孝作为治天下的一个原则。西汉诸帝之庙号除高祖外，皆加一孝字，东汉的君主继承了这项传统，并推而广之。这次会议也只好承认这种社会事实。《白虎通》中隐约透露出君权有时不得不屈从于父权的思想。它说：“国君为什么要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三老，像对待兄辈一样对待五更呢？因为国君要亲自展示孝、悌的美德，为天下人作出榜样。所以即使是天子，也不是最尊贵的人，因为他有父亲；在他前面一定有他的兄长。”这就是说，君权虽然至高无上，但他生活在宗法血缘关系网中，就必须承认父权的力量。在行使各种权利时，一定要遵守宗法及伦理。所以《白虎通》又说：“天子在宗庙里分封诸侯，是为了显示自己不是独断专行，而是按祖宗的惯例办事，并把自己做的事告诉祖先。”“天子须在宗庙里举行仪式才能派遣将军，表示自己不敢专断。为什么必须要在宗庙里呢？因为是祖上制订的法度。”这种尊祖的观念，是父权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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