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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在熙宁二年参知政事,两年后跻身宰相。随着新法的推行,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王安石为了表示自己并非栈恋权位,只是一心希望国家富强,遂于熙宁七年(1074)上书称病辞职。宋神宗一再慰留,但王安石去意已决,连上六表求辞。神宗皇帝最后没办法了,只得同意。不过新法并未因此中断,在韩绛、吕惠卿等人的努力下,新法仍然不屈不挠地得到推行。
一年后(1075),神宗皇帝再召王安石入相。然而,二次入相对王安石来说,徒留伤心回忆罢了。反对派的攻击依然如疾风暴雨般袭来,而新法集团却已不是铁板一块了。改革派的分裂是必然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改革派人物都像王安石那样高风亮节,有些人纯粹就是投机分子,投皇帝所好,把变法视为求取功名的途径。改革派分裂了,王安石与改革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吕惠卿分道扬镳。更要命的是,宋神宗对王安石已经不再无条件地言听计从。在变法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皇帝与宰相的观点有了很大的分歧。不仅如此,王安石的新法还遭到后宫及皇亲国戚的压力,这位改革的总设计师已是心力交瘁。而在此时期,王安石的长子又去世,令他更加孤单与悲戚。熙宁九年(1075),复相后一年,王安石又一次递交辞呈。宋神宗虽仍极力挽留,但王安石还是毅然退出中枢。
王安石主持变法,总计六年。新法并没有因为王安石的离去而中止,应该说,宋神宗在变法这件事上,是坚定不移的,从这点看,他堪称是宋朝三百年历史中最有改革进取精神的皇帝。
尽管当时许多著名人士不同程度地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是他们也只是反对其政策,对于其道德操守、学问文章,仍然充满敬意。譬如变法的最大反对派司马光曾在私人书信中这样评价王安石:“介甫(王安石的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
后世学者梁启超对王安石有一段精彩的议论,试录于下:“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波,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尽管变法在实施过程中差强人意,但还是取得一定成效。在王安石执政期间,大宋帝国在军事上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这就是王韶开河熙之地。
在宋神宗即位前后,宋夏再度爆发战争,西北局势紧张。熙宁元年,当时还是无名之辈的王韶上了一道“平戎三策”的奏章,他写道:“国家欲平西贼,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抚沿边诸族。”这个战略主张就是先收复河湟,令西夏陷入腹背受敌之境,扭转与西夏战争的不利局面。这个战略,与西汉时张骞的“断匈奴右臂”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处。
王韶乃是宋代一位传奇人物,他早年曾经考科举不中,索性游历陕西,这不单纯是旅游,更是细心地了解西北边疆的形势。在若干年后,他的付出没有白费,他成了西北问题的第一流战略专家。这份奏章令宋神宗暗暗称奇,特地召王韶前来询问边事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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