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是戊戌年（1838）进士，也就是传说中的“同年”。虽然“同年”在当时来讲是一种非常亲近的关系，但真正要发挥作用，还是要看怎么利用。

“乙丙之际”（1845—1846），李鸿章会试落榜，而这次落榜之后，他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

李鸿章在跟曾国藩学习期间，颇有收获，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将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虽然此时的李鸿章已经获得曾国藩的赏识，但曾国藩当时还没有后来威震华夏的文治武功，李鸿章当时也还不过是个“刀笔小吏”，不管是在思想还是在现实中，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这时两人之间还只是一般的师承关系。

这段师承关系，虽然短暂，却是开启李鸿章和曾国藩后来辉煌的金钥匙。曾国藩对李鸿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曾国藩曾对其兄李瀚章说，当时他就感到李鸿章“其才可大用”。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交往，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短暂中断。曾国藩回乡办团练，李鸿章在家乡练兵，与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此时的李鸿章显然还有些青涩稚嫩，没有后来的干练老辣，但也显现出了一定的能力。李鸿章因咸丰五年（1855）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第二年又因为收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

李鸿章风光得意之时，有人却屡遭责斥，这个人就是安徽巡抚——福济。1855年，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病死，李鸿章居然还在军中，当时，不为父母守孝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一时谤言四起，福济趁机报告吏部，于是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也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第二年，太平军再次攻陷庐州，李鸿章出逃，于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开启了他的幕僚生涯。

这是李鸿章第二次跟随曾国藩学习，这次两人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师承关系，曾国藩对李鸿章既有知遇之恩，又有提携之情。也正是这次经历，才让李鸿章真正脱胎换骨，成为后来官场上的“常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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